時間：2023-10-18 1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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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障需要宏觀制度環境的改善
在當代，經過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問題、腐敗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等等。為解決這些問題，有人呼吁進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認為非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可，長期爭執不下。到底該怎么辦？需要對社會問題性質與社會保障和政治體制的關系作具體的分析。
社會保障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個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效果也必然受它們的影響，特別是政治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的功能發揮通常并不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者和執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會保障設計理念和目標相同，但是由于執行差別太大，結果可能大相徑庭。從實踐來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伴隨著民主制度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的，凡是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僅是對工業化社會帶來各種風險的一種技術性修復，更是公民意志表達的結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當代中國諸多問題，最終莫不與政治體制相關。因此僅進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而忽視政治體制建設，被許多人認為并非治本良方。
二、當代中國幾大社會問題對社會保障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雙重要求
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繁多，但就其成因來說可以分為有兩種性質類型：一種是制度性問題，是制度弊端引起，這種問題非制度改革所不能解決，比如改革開放前中國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存在問題。通過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廢除計劃經濟體制，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問題基本解決，但是政治制度的問題還在，并通過市場化造成社會不公，激化了社會矛盾。政治體制改革于是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另一種是技術性問題，是在社會基本制度沒有大的問題的情況下或社會結構比較合理的情況下的局部性或暫時性問題，只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內進行技術性的調整就能修復。這類問題多半是由于“市場失靈”造成的，不需要改變基本制度，只是通過技術性的調整就可以很好地解決，比如當代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可以解決。是否建立民主制度屬于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雖然被許多國家納入制度建設的范疇，但是相對于更大政治制度建設而言，社會保障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技術性的手段而已。
中國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的區分。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是政治分層為主的社會，那時社會上人們經濟不平等程度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較高甚至存在較嚴重的政治歧視。改革開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經濟不平等程度卻大大上升。因此，中國改革以來，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并不簡單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過程。而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也就是說中國的分層差別一直就比較大，無論它體現為政治的不平等還是經濟的不平等。
由此，有學者認為，社會不平等是一種深藏的社會結構內部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只不過是它的不同的表現形式。分層本質上是人群之間的關系和人群占有資源的關系，當資源十分有限時，人群之間的關系必然十分緊張，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較高，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差距就比較大。這種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現為經濟方面的較大差距，也可以表現為政治方面的較大差距。從這一視角看，改革以來的社會關系并不是更緊張，而是有所寬松。改革20余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很快，僅從有限資源會導致人群之間的緊張關系看，造成人群緊張關系的因素已有所減少。從實際生活看，社會各群體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已有所緩和。這一點特別表現在政治分層方面。因此，僅從經濟不平等的上升就論證中國社會總體不平等程度上升，這有明顯的缺陷。今日中國畢竟已消除了那種具有明顯政治歧視的政治分層現象，這對于緩和群體沖突、整和群體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全面地評價社會不平等的狀況，還是應該承認，不平等也有下降的這個方面。
研究收入問題與研究社會分層的其他問題一樣，其內在的涵義是要解決公平問題，即什么樣的收入分配體制是較為公平的，也就是“什么樣的差距合理”。其實，這是一個極其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公平總是相對而言的，很難得出一個普遍的公平定義。在公平問題上歷來有兩種不同的公平觀。一種是結果的公平觀，即認為只有在分配結果上體現出比較小的差距，才是公平的。另一種是機會的公平觀，即認為公平是給大家提供參與競爭的公平機會，至于競爭的結果有差異，那是人們努力的結果。與這兩種公平觀相對應，在考慮收入分配時，也就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是應該加以比較的。一個方面是“先賦因素”，另一個方面是“自致因素”。所謂先賦因素，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不經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個人的年齡、性別，又如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嚴格實施戶籍制度國家的戶口類別等等。所謂自致因素，指一個人通過后天努力而獲得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文憑”是人們通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學習和通過考試獲得的，“文化水平”是人們通過長期的文化積累而獲得的，再比如職業是人們后天獲得的等等，這些都是自致因素。從這兩個方面看，相比較而言，在對收入的影響上，如果先賦因素更少一些，自致因素更多一些，那么，這樣的收入就是較為公平的收入。
從這兩方面出發，讓我們考察一下我國兩種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即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城市居民中實施的是全方位的等級工資制，即人們除了等級工資外幾乎沒有獲得其他收入的可能性。此種體制的最大優點就是講究規范、秩序。每一個勞動者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級上，整個體制井然有序。在決定人們的工資級別時，主要考慮的因素是一個人的資歷和年齡。此種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縛勞動者的活力和積極性。因為，它將每一個人定位在等級森嚴的工資級別體系上，人們很難突破級別的限制、很難超越級別，沒有其他經濟機會，提高收入的惟一辦法就是“熬年頭”。所以，在此種體制下，人們的后天努力與收入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從這些特征上看，顯然，它是以先賦因素為主的收入分配體制。
與之相反，我國自改革以來逐步推廣的市場經濟體制，它首先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機會，除了工資收入，獎金已經成為十分普及的現象，此外，人們也有可能獲得經營收入、炒股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其他各種收入。隨著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實現，人們獲得收入的先天限制在逐步減少，后天努力的因素在逐步上升。從這些特征看，顯然，它是以自致因素為主的收入分配體制。所以，如果這樣比較的話，對于當前貧富差距的評價就存在一個從哪種角度來看的問題，如果是從機會公平觀的角度看，改革以后，普通人的競爭機會比以前多了，所以，體制上是更具有合理性。
“本書體大思精，自成一格，既有宏觀理論，又有具體實證研究，是關于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序言第5頁）
針對資本主義在經濟學研究中主要的三種解釋，作者支持第三種：“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這種社會經濟制度下，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取得利潤，并在此基礎上構成一整套與此相適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第3頁）
“只有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我們才能夠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究竟是怎樣產生的，究竟是怎樣逐漸取代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確立，意味著封建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結束，這種確立和結束只有從社會經濟制度的角度進行分析，才能清楚地說明問題。”（第4頁）
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作者提出了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的六個概念：原生型資本主義、非原生型資本主義、體制外的權力中心、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剛性體制和彈性體制、制度的調整。這六個基本概念為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的起源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
原生型資本主義中“原生”的含義是：“資本主義起源于本國或本地區封建社會的內部，資本主義是在本國或本地區封建社會解體過程中，由于內部因素的作用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第8頁）
非原生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封建社會內部，即使出現了私人雇傭關系，卻不可能以此為基礎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有賴于某種外界力量的沖擊或壓力，使得那里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已有的私人雇傭關系才得以進一步發展，最終或者引致封建社會自身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或者引致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取代封建統治者，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第8～9頁）
“剛性體制是指：這種體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許有什么重大的改變，封建統治者以相對靈活的方式進行統治，以確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續。彈性體制是指：這種體制在不違背封建統治者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前提下容許改變，封建統治者以相對靈活的方式進行統治，以確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續。剛性體制同僵硬不變的統治方式相聯系，彈性體制同靈活可變的統治方式相聯系。”（第45頁）
作者認為“西歐封建社會中的體制就是一種彈性體制。”（第45頁）“日本是直接從剛性體制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的，而不像中國封建社會那樣，先由剛性體制過渡到彈性體制，然后封建社會彈性體制長期存在，再逐漸衰敗、解體。”（第521頁）
對于資本主義起源這個問題，書中的看法博采眾家之長，抓住了問題的本質：
“研究資本主義起源，需要從商品貨幣關系的分析入手。”（第34頁）
“在研究資本主義起源時，對產權問題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別是對私人產權的確認和有效保護與否，關系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能否建立。”（第35頁）
“倫理觀念（包括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第35頁）
“在研究資本主義起源時，對市民意識的形成及其作用也要有適當的估計。”（第35頁）
“不管是不是后起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也不管是不是原生型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特例，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都應當從封建社會中體制外權力中心（城市）和體制外異己力量（市民以及由市民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的形成原因、過程和后果方面去探尋。”（第417頁）
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傳統農業經濟發展成為開放的、以現代工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結構還是體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綜合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等諸方面因素，我認為，過去30年浙江經濟發展已經實現了兩次轉型：
第一次轉型以農村工業化和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為主要內容，具體時間是從1978年開始到1991年。這次轉型的主要特點：一是政府直接推動或主導，以后，省委省政府連續三年（即從1979―1981年）頒布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文件，并從稅收、土地、資金等方面大力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二是大力推進農村工業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浙江重視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包括個體私營企業在內的鄉鎮工業，逐步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輕小集加為基本特征的區域工業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從以農業經濟為主向工業經濟為主轉變；三是開放建設以小商品市場和其它各類專業批發市場為核心的市場網絡，并通過“兩頭在外”、貿易興省戰略，促進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初步實現了從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
第二次轉型以城鄉結構優化和市場化改革為主要內容，具體時間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到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前。第二次轉型的主要特點：一是以市場化改革為核心，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后，在“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改革戰略指引下，市場化改革開始覆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如推進以產權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深化社會保障制度、金融體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二是與市場化改革相適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一方面，政府作為市場化改革發動、組織和實施的主體，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為傳統經濟體制和經濟活動的主導者，在市場化改革中，政府也適時調整自身的職能，在積極扶持企業做大做強的同時，不斷減少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控制和干預；三是為適應工業化快速推進，以促進資源和生產要素集聚、培育區域增長點為內容的城鄉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產業和人口向中心鎮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顯加快，以大中城市為中心、中心鎮密集的都市帶或城市群成為區域經濟的核心增長極；四是對內對外開放并舉、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資本以及勞動力等各類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趨勢加劇，本土企業開始走向跨區域發展。
經過兩次轉型，從體制上看，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場主體，市場機制日趨完善且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廣泛尊重，作用也不斷得到強化；從發展階段看，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區域產業體系和豐厚的民間資本積累，可持續的區域經濟內生發展機制正在不斷完善，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得到加強。成功轉型為區域發展提供了新動力與保障，應該說，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浙江已經從一個相對封閉的、以傳統產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發展成為全方位開放的、以工業為主體的快速經濟發展體。
二、當前浙江經濟轉型面臨的新趨勢新特征
隨著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事件的影響下，浙江經濟發展的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宏觀層面來看，一是為適應WTO的多邊貿易體制規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加快，并促進宏觀體制改革向縱深拓展，改革內容從經濟體制改革擴展到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等領域，即進入到全面改革階段。二是伴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經濟開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進程，這對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我省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和競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國內需求結構快速升級。四是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央明確提出了新時期的發展戰略，要求更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模式，加快發展方式轉變。
從浙江自身發展趨勢看，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和發展水平的提高，決定或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都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變化和趨勢。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高速增長賴以依托的要素資源出現嚴重短缺。低成本要素資源不僅是浙江高速發展的重要支撐，更是構成區域經濟低成本擴張和價格市場競爭力的核心，然而在今天卻難以繼續以原有的方式支撐經濟發展；第二，長期以來支撐經濟發展的傳統優勢產業和低端產品，不僅難以適應當前的宏觀需求結構，而且在人民幣升值、生產成本上漲以及國際貿易磨擦日益遞增的趨勢下，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顯著下降，出現“被全球化”、“被邊緣化”傾向；第三，隨著全國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框架的建立，原有的區域性體制優勢已不復存在，然而，無論是政府職能還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與規范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存在著顯著的差距；第四，發展的協調性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如果說，在以往的發展中，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增長優先”、“增量發展”的話，隨著全省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目光集中在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經濟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等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發展的協調性上，在關注經濟綜合實力和區域競爭力的同時，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等等。
上述這些新的變化和趨勢，預示著當前浙江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一次新的轉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表明，每一次經濟轉型，始于困惑與挑戰，成于創新，關鍵在于如何審時度勢，把握主動。與以往兩次經濟轉型相比較，這次經濟轉型有兩個重大背景需要我們關注和把握：一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新趨勢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這“五化”之間的互動對當代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以及區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影響。二是當前我省人均GDP正從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這意味著經濟發展進入到更高階段，毫無疑問，在新的發展階段，區域產業結構、發展動力以及發展協調性等等方面都將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趨勢和特征。在這些趨勢和特征中，我們需要把握的是，哪些趨勢和特征是健康的、合乎規律的，哪些趨勢或特征是需要避免、化解或努力轉變的。
三、加快經濟轉型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路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浙江經濟轉型的主題是，一是根據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積極推進市場經濟法治建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成為規范和調整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的常規手段：市場主體的資格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障；市場主體的行為要用法治來確認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要用法治來保障；宏觀經濟調控需要法治來完善。二是在國際化信息化背景下，發揮動態比較優勢，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推進浙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發揮區域動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積極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術產業，構筑新的競爭優勢，提升區域產業體系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和層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趨勢下，推進空間結構優化，統籌協調城鄉和區域發展。要在綜合考慮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互關系的基礎上，加快都市經濟圈規劃和建設，進一步統籌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應該說，經濟轉型與發展方式轉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經濟轉型比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更加深刻的內涵，它不僅包括了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也內含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與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發展方式也是加快經濟轉型的應有之義。
根據浙江發展的現實，要加快經濟轉型，應該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進一步實施創新強省戰略，促進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隨著原有增長動力的不斷弱化，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途徑，也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標志。創新驅動的核心在于突出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積極提升區域自主創新能力，聯動推進知識產權戰略、標準化戰略和品牌戰略，使創新成為企業和區域產業競爭力的核心。
第二，實施人力資本強省戰略，提高區域要素稟賦結構素質。區域要素稟賦結構是比較優勢的核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價格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已難以維持。無論是構筑新的競爭優勢，還是促進新一輪創業創新，都必須依托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實施人力資本強省戰略，要把重點放在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質量，吸引全國優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學，從而為我省創業創新提供豐富的高素質人才資源。
第三，加快區域產業升級，構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浙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必須是以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為基礎、以浙江創造為核心。要積極把握全球產業發展新趨勢新特點，積極引導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等新型業態和商業模式，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主動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化區域產業結構。
第四，以都市經濟圈為支撐，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既是空間結構優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本著經濟增長、人口集聚和資源環境生態承載能力相協調的原則，以三大產業帶為依托，進一步優化要素資源的空間布局，促進人口和產業在更大范圍內的集聚發展，使都市經濟圈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一）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背景下，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體制機制，同時又彰顯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在這一經濟制度下，我國也逐步展開了所有制、產權制度等的改革與發展，也收到了較好的執行效果。該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從本國的國情出發，立足于我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當前的時代背景，體現了中國特色。該經濟制度不僅確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了社會主義這一根本社會制度，同時也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使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更加靈活、變通，豐富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形式。
（二）市場經濟體制
我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創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支持我國經濟變革、政治建設、社會發展的必備之舉，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僅承認了公有制的主體經濟制度，也同市場經濟體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進。我國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既有區別又有一定聯系，其中的相同點在于都是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調節各個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發揮市場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提倡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卻具有強大的國家干預功能，能夠有效規避市場經濟發展中的負面影響，體現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點。
二、我國經濟模式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的加快，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國經濟模式的研究經歷了一個過程，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我國經濟模式發展經歷了下面幾個階段：
（一）比較經濟學范式
經濟改革初始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理論改革也持續進行，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演變方面缺少理論支撐，因為無論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理論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都不足以形成支撐市場經濟體制理論，此時，比較經濟學地位開始上升，當時中國極為推崇科爾內的“宏觀調控下的市場協調”理論，以及其他著名政治經濟學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論、企業改革主線論等，都為中國當時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強的后盾。比較經濟學理論對于我國的經濟模式的發展指明了出路，支持我國最廣泛、深入地學習和吸收國外先進經濟發展模式，促進我國靈活吸收、積極借鑒國外經濟發展中的先進制度，它推動著我國逐漸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中脫離出來，逐漸探究、探索，直至走向市場經濟制度，支持并促進了我國經濟制度的發展與正向變革，然而，其劣勢與缺陷也極為明顯，體現在：缺少規范性，雖然可以立足于實踐來對比、分析當前的經濟制度，然而，卻忽視了制度轉移理論的發展。同時，該理論的發展相對抽象、無法實用與實際。
（二）政治經濟學的范式
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發展進入全新階段，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獲得了突破性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初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已經運作并形成，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戰略也日益興起，不斷地發展并完善著中國經濟模式。我國開始依托于政治經濟學范式來探究自身的經濟發展模式，總結出以下關鍵點：中國特色經濟模式受到關注，嚴格區分于普通國家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模式明顯體現出：四大主體形態，具體為：公有制為主的多樣化產權體制，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發體制，國家主宰型的多結構市場體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擴展體制。自從實行了改革開放制度，我國越來越放眼看世界，逐漸吸收并學習國外先進的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模式，將國外先進的經濟制度同我國國情相結合，打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現了中國模式、彰顯出中國特色。總的來看，我國的經濟模式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同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經濟模式的完美結合，是將中國國情融入于，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敢于靈活運用，解放思想、事實就是，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建了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
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這是自進入工業時代以來，各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二戰結束以來，各國發展的實踐有以下幾種情態：第一類，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體制適時變革，社會事業相應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協調，社會有序、穩定，如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第二類，經濟發展比較快，社會體制改革遲緩，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失序、不安，如印度、泰國等。第三類，經濟較快發展，社會體制未變，社會事業發展落后，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無序、不安，遇到國內外環境有大的變化，經濟驟降，社會矛盾爆發，整個國家陷入混亂，如拉美一些國家。第四類，經濟下降，居民收入普遍大幅減少，少數人暴富，社會秩序混亂，社會嚴重不安，如劇變后的蘇聯、東歐國家。
從世界各國發展的軌跡看，能夠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國家并不多見。歐洲的發達國家和美國都是經過了一二百年的實踐，不斷探索、不斷調適才逐步實現。日本的發展是個特例。二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退回到農業社會，經過約十年的艱苦努力，經濟才恢復到戰前水平，與此同時，國內進行了民主改革、農村改革和解散財閥等重大改革，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政治、社會基礎。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日本比較重視社會體制的改革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出臺了相當多的社會政策，逐步形成了一個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秩序良好、社會穩定。
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全過程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者的關系，是隨著生產力水平變化而變化的。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經濟發展為主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水平低，勞動生產率低，物質產品少，只能初步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滿足人們對基本物質生活的需要；第二，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并重，也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人們對物質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要越來越迫切，經濟發展本身也對科技、教育、社會環境提出了要求，而經濟發展也為社會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于是社會發展加快，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成為這個階段的主旋律；第三，社會發展為主的階段，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以后，社會發展的內容日益豐富，人的全面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調，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此時，經濟發展將服從、服務于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總起來說，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要把握好，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發展的比重不斷增大，社會發展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我國的GDP達到18.39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10倍，總量已名列世界第4位，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事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經濟結構重大調整、經濟發展的巨大變化相比較，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體制的改革以及社會事業的發展都相對滯后，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協調，由此產生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說，當務之急是要把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放到應有的突出位置。
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
第一，社會結構沒有隨著經濟地發展、經濟結構的調整而得到相應地調整。社會結構同經濟結構一樣，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重要結構，它包括的面比較廣，指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等。僅以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和階層結構來說，2004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占13.1％，第二產業占52％，第三產業占34.9％，二、三產業占86.9％，已經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結構；但在就業結構中，農業勞動力占46.9％，第二產業占22.8％，第三產業占23.3％，還是工業化初期的就業結構。在城鄉結構中，2004年的城市化率為41.8％，農村人口占58.2％，也還是工業化初期的結構。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結構，是社會總體結構的集中表現。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個社會中間階層占相當比重的階層結構，這個社會才能比較和諧、穩定、健康。據調查，2004年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社會中間階層約占20％~22％，也屬于工業化初期的社會結構。總的說來，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結構，而社會結構則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結構，兩者不相稱、不協調。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是產生當前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
第二，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社會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由此產生種種矛盾。以教育、醫療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方面，做了較多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在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則發展得不理想，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廣大群眾要求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較好、較高教育的需求。1999年，國家決定大學擴大招生名額，2005年在校大學生的總額猛增到1562萬人，使大學生的毛入學率達到21％。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過渡到了大眾化教育階段，這方面的成績應該充分肯定，但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合格優秀的師資缺乏，校舍、場地、教學設施跟不上擴招的需要，經費嚴重不足，不少大學在負債運行，特別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成了問題。這需要有一個調整、消化和解決新問題的階段，才能走上正常的發展階段。
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則更為嚴重。看病難、看病貴成為近幾年群眾最為關注社會問題。追根溯源，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城市人口急增、人們對醫院看病治病的需求日益提高，但醫院、醫護人員以及國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卻沒有相應地增加，即醫療體制改革沒有到位。這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典型例證。在許多國家，醫療是政府的公共產品，大部分由公共財政支出。如看病治療支出100元，英國政府提供69元，美國政府支出39元，一般發展中國家也在30元左右（如印度31元，泰國30元），而我國政府支出，只占衛生總費用的16%~17％。
第三，伴隨經濟的迅猛發展、財富的急劇增加，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卻沒有適時建立，收入分配秩序混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具體政策和措施尚有待完善。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由于各種原因，分配問題凸顯。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國城鄉、地區之間的差距急劇地擴大。相當一個時期，一些地區、一些部門自行其是，自作主張，為本地、部門謀利。這也是形成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采取了多項政策和措施，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免農業稅，給種糧農民直補，加大對農村的各項投入等，已初見成效，但城鄉、地區、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未根本扭轉。經濟發展了，把分配問題搞好，統籌協調好城鄉、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真正做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第四，社會管理相對滯后，社會治安狀況有待進一步改善。一個現代化社會，既要有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化的社會事業發展，也要有現代化的社會管理。也就是說，“硬件”要現代化，“軟件”也要現代化。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無論是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各類學校、醫院、科研院所、文化場館等方面的建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有的還相當現代化。但社會管理卻比較落后，交通擁堵、空氣污染、飲用水不干凈、公共交通不便，社會管理跟不上，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安居樂業，是我國人民傳統的基本要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持續增加。當然，社會治安惡化，不僅是社會管理不完善的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需要通過綜合治理來解決。近幾年，國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任務，采取了諸如減免農業稅、改善農民工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加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和發放最低生活保障款項等措施，再加上近幾年政法、公安部門也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一些新舉措。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在持續多年增加的情況有所下降。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下降了1.5％，全國縣以上黨政部門受理上訪上告的件次也比2004年下降6.5％，2006年上半年比2005年同期下降14％，情況正在好轉。
第五，社會體制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而進行必要的、相應的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適應社會發展要求，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這在以來我們黨的文件還是第一次。社會體制改革，這是新的提法，包括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應該包括那些內容，要在實踐中逐步明確。社會事業的體制，是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亟需改革和創新。
教育、科研、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事業單位，雖然也進行了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總體來說，整個事業單位的體制改革還沒有取得根本性的進展，還沒有完全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得到相應的改變。其與目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要以及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要求還不相稱。社會事業單位改革的難度較大。這個問題必須通過發展和改革來解決。
三、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第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工業化、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前提、基本特征。這已為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的實踐所證明。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對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發展既包括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發展。僅有經濟發展是不夠的，還一定要有社會發展，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今后應按照《決定》的要求，更加注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更加注重社會結構的調整，更加注重社會體制改革。為此，我們要在理論上有認識，思想上要有個轉變，不能再搞經濟發展孤軍獨進，要“兩條腿”走路；同時，也不能再只把GDP作為考核干部的指標，而要制訂考核干部全部業績的綜合指標。
第二，要繼續深化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的任務和原則。社會體制包含的方面比較寬，應該包括：城鄉體制、地區體制、戶口制度、就業、人事和社會保障等體制，當然也包括社會事業的體制。總體說來，這些社會體制是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過程中，逐步形成和構建起來的。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已經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體制雖然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總體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相適應。這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主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社會保障 社會問題 政治體制 改革
一、社會保障需要宏觀制度環境的改善
在當代，經過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問題、腐敗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等等。為解決這些問題，有人呼吁進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認為非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可，長期爭執不下。到底該怎么辦？需要對社會問題性質與社會保障和政治體制的關系作具體的分析。
社會保障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個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效果也必然受它們的影響，特別是政治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的功能發揮通常并不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者和執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會保障設計理念和目標相同，但是由于執行差別太大，結果可能大相徑庭。從實踐來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伴隨著民主制度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的，凡是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僅是對工業化社會帶來各種風險的一種技術性修復，更是公民意志表達的結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當代中國諸多問題，最終莫不與政治體制相關。因此僅進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而忽視政治體制建設，被許多人認為并非治本良方。
二、當代中國幾大社會問題對社會保障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雙重要求
一引言
轉型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轉型經濟學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題和追求目標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盛洪，1996)。目前，關于轉型經濟還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很難說誰是轉型經濟學家，因為還沒有專門從事這一理論研究的人。關于其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從現在構成這一經濟學流派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的文獻、研究思路來尋找一條線索，理清其脈絡。本文首先介紹轉型經濟學的內涵，然后簡述一下各個學派關于轉型經濟的理論要點，最后簡要回顧中國經濟奇跡并作以簡要評述。
二轉型內涵
關于轉型概念的懂得，比較經典與廣泛的定義是熱若爾·羅蘭的表述：轉型即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或者說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從目前國內的文獻來看，從三個層面上使用轉型的概念：第一種含義是從傳統的社會主義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種含義是在包含了第一種含義外，還包含那些過去實行廣泛管制的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第三鐘含義是在前兩種懂得基礎上還包含了所有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市場化，實現經濟發展的過程。
實際上許多人把轉型經濟學看作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轉型懂得成為一種制度的變遷過程，只是描述了轉型的一般的特點。不錯，轉型的確主要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但轉型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僅依靠制度變遷是不能夠真實的描述，更別說來解決這些問題。鑒于以上理論實踐中三個層面使用轉型概念的事實，筆者個人比較贊成轉型的第一種含義，即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當然，后兩種轉型概念的懂得當然沒錯，但關鍵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更不合適建立新的獨立的研究學科。對于第二種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實行經濟自由化，其實這在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框架內可以得到解釋；對于第三種發展經濟學范疇內使用的轉型概念，現有的發展經濟學就有了相應的解答與分析框架。轉型（或者轉軌、過渡）概念的提出應該來說主要發源于二十世紀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方案經濟實踐中遇到困難并探索其解決方法的歷史事實。
三幾種轉型理論范式
20世紀80年代末，包含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開始了從中央方案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將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一起稱之為“二十世紀兩項最偉大的經濟實驗”。毫無疑問，這場涉及多達15億人口的重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學者的目光，他們應用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比較經濟學等最前沿的理論成果從不同側面對這一變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幾年里，相關文獻數量迅猛增長，從而在主流經濟學中贏得了鞏固的學術地位，并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轉型經濟學，來專門研究如何從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1、主流經濟學的激進主義轉型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系統化。按照新古典理論的懂得，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在轉型之初，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華盛頓共鳴在轉型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根據華盛頓共鳴：嚴厲的需求緊縮，加上放松管制、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采取了一系列諸如：大幅度縮減貨幣供給量，實行高利率；保存少數重要商品的國家定價，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全面放開；消除預算赤字，減少價格的國家補貼；取消對企業工資的限制；全面改革財稅體制等措施。
2、演進主義的漸進式轉型理論
隨著俄羅斯等國的激進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宏大成功，演進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力的擴大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演進主義理論核心思想可概括為：知識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觀的，并以分散的狀態為個人擁有，因此，人們根本無法認識和把持社會生活，最好的社會就是順其自然。想通過理性設計而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必然造成社會的災難。漸進式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不斷的積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識與信息是具有連續性的，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系統來強制使其中斷是不可取的。經濟體制本身是一個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的復雜系統，在演進過程中會不斷汲取舊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漸進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以及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制度現象納入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之內，擴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對于我們研究制度現象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根據這種理論，改革的過程本質上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尋求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曾指出：“如果轉型的經驗給了我們任何啟示的話，那便是，沒有以適當的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場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這些制度結構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另外，科爾內、薩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的代表性觀點。
4、凱恩斯主義轉型理論
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相比，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和內在機理的認識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現實，他們對于轉型經濟中產權改革、宏觀經濟、轉軌速度和次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認識值得重視。
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型經濟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在決定選擇哪種市場經濟模式時，一定要牢牢記住實際的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不是去記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競爭范式；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競爭遠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業和公有企業一樣都會出現鼓勵問題，因此，建立一種集中與分散、公有因素與私有因素相結合的混雜體制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正確選擇。馬克·奈爾（MarkKnell）等人認為激進式改革對自由市場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視了這樣幾個重要因素：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交易關系，而是一種生產關系；企業是生產組織，市場是交易機構，企業與市場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同時還有金融功效、戰略功效等，在滿足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效就越難以實現；私有化對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國有企業也可對市場做出積極的反響。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目標的一種理論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能否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前途和命運的關鍵因素。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初模式即蘭格一泰勒一勒納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這一理論假定，市場機制僅僅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后來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許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論的假定卻被接受下來，因而這些理論難免會帶有新古典理論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實踐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是一項復雜的長期的任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和實踐，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獲得宏大的發展，市場社會主義也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
6、比較主義
用比較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實的改革問題是九十年代以前轉型經濟學的主流。這種理論從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總結出若干基礎的經濟體制模式，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做出最優選擇，指導改革的實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里，從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到匈牙利新經濟機制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再到90年代東亞模式，都曾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市場經濟模式和市場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的經濟轉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比較經濟學的方法也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一方面，這一理論是經驗的而非規范的，因而無法形成具有廣泛指導意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環境下的經濟體制簡單化，因而無法深刻懂得制度變遷的復雜現實。
7、特殊改革方法理論
中國的學者在借鑒國外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把轉型經濟研究放在中國特殊國情和特殊道路選擇上。林毅夫等人認為，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改革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改革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則在于改革“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使資源的比較優勢能發揮出來。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是選擇了漸進式改革道路。張軍指出，由于傳統國有部門的絕對規模使它事實上處于壟斷地位，因而，在改革過程中如果實行完全的價格自由化，就可能給國有企業供給把持市場的機會，造成生產下降和經濟的衰退。相反，在價格雙軌制下，國有部門將比完全的價格自由化條件下生產的產品多且定價更低。以價格雙軌制為特征的“邊界改革”的經驗正在于，國有部門在方案外邊界上通過對價格信號做出反響去捕捉獲利機會，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國有部門去對經濟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響更迅速。
四中國增長的“奇跡”
自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經濟轉型。10年后，東歐和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也加入轉型的行列。在從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選擇了與東歐和前蘇聯不同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而不是激進的“休克療法”。中國經歷了20年迅速的增長，而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卻經歷了將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選擇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改革結果。以下兩組數據清楚的表明了中國改革與前蘇聯、東歐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穩定的高速發展，引起全球的矚目，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專家指出中國能在這二十年間迅速發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間中國建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國又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還有鄉鎮企業的作用。中國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會和組織資本上的這一系列的制度變遷。斯蒂格利茨認為基于社會資本的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而在很多國家轉型后的社會資本比轉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對而言中國特別重視創造和改組，特別是新企業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不僅僅是進行單純的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國采取了漸進型的方法。這對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體制外增量改革對解釋轉型經濟的中國供給了有創建性的解釋，但隨著轉型的完成，對存量的改革也許會成為重點；國企改革還存在諸多困境；城鎮改革與農村改革的沖突；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不足；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問題等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
五簡評
會計模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特定的歷史條件具體指特定的會計環境，會計環境包含諸多復雜因素，其中經濟基礎環境對會計模式的形成起到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然而經濟基礎環境又是一個復雜多變的系統，包括社會的所有制形式、經濟管明體制、企業組織形式、經營方式等內容。本文從經濟基礎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對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會計模式進行分類比較，以期為我國會計模式的發展與改革提供借鑒。
一、會計模式的界定分類比較分析
(一)會計模式界定從不同角度對會計模式的概念及內容進行研究的主要觀點有：會計模式是對特定國家(或地區)會計實務體系的概括和描述，其內容是非常廣泛和豐富的，可以包括會計目標、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會計原則和會計‘準則、會計的組織和管理體制等(常勛等，1999)。會計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由于會計管理體制、會計原則、會計制度以及由此決定會計方法、程序組織機構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楊紀琬、婁爾行，1991)。會計模式是指一個國家的會計工作如何管理、如何運作的方式，是對某個國家或者某個地區會計實踐活動本質特征的基本概括，它具有客觀性、抽象性、綜合性以及相對穩定性等特點(朱小平，2003)。會計模式是指為實現會計目標，由各種要素構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會計工作標準形態(于玉林，1994)。筆者認為，會計模式是指對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特征的綜合性概括和描述，包括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兩個層面。理論層面的要素主要包括會計目標、會計立法、會計原則、會計準則、會計制度、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等，實務層面的要素主要包括財務報告的內容、會計實務程序與方法、會計管理體制、會計職業修養等。不同會計模式下的相同要素存在差異，應對其進行分類比較研究。
(二)會計模式分類當前理論界對會計模式的劃分標準主要包括：按會計模式運行的宏觀經濟環境(經濟管理體制)劃分、按會計活動的基本目標劃分、按會計活動的構成要素劃分、按會計活動的歷史時期劃分等。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對會計模式進行分類研究，會得到不同的研究結論，并具有不同的現實指導意義。當前世界各國所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大致分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計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代表國家和主要特點如(表1)所示。按照各國具體市場經濟體制類型的不同，可將會計模式相應地分為：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會計模式、有計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社會市場經濟會計模式、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計模式。
(三)會計模式理論層面的比較分析理論層面主要因素包括會計目標、會計立法、會計準則、會計信息質量要求。
(1)會計目標引導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的發展，會計目標是對會計工作提出的具體要求，是會計職能的具體化，因此，會計目標往往作為研究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然而會計目標在很大程度受會計環境特別是經濟基礎環境的影響。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目標比較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通常都確立了明確的會計目標，即通常以維護私人或企業利益為主要目標，這是與其相對成熟和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息息相關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處于起步階段，會計目標也處于不斷改進和完善之中。2006年，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將會計目標定義為：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這是我國會計目標研究和建設取得的重要進步，同時也表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日趨成熟，我國會計與國際慣例的接軌日益緊密。
(2)會計法規是會計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會計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一國會計立法的完善與否，從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經濟體制的發展程度。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立法比較如(表3)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計法規相對比較完備。多數國家的會計立法受本國商法、公司法或者證券法的影響較大。相比之下，我國尚未有商業法典從整體上規范和約束錯綜復雜的經濟行為，使得我國的會計法規缺乏完備的立法基礎。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企業有關的經濟活動也日益繁雜多變。為了能夠適應新的經濟環境和新的經濟業務，會計法規必須及時進行修訂和完善。
(3)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及內容反映了國家的會計發展水平。只有科學合理的制定程序才能保證制定出科學合理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在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中，除了需要政府的必然介入以保證其權威性外，還需要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適當介入以保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準則比較如(表4)所示。從(表4)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會計準則的制定大多都有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的介入，保證了其會計準則的科學性、合理性及權威性，從而得到社會的公認和遵守，為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4)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是對企業財務報告中所提供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要求。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比較如(表5)所示。從(表5)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在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方面基本上與國際接軌。但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轉型階段，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環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在不斷提高。在我國2001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中，規范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原則屬于一般原則的一部分，“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原則，包括：真實性、相關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時性、重要性、明晰性等原則。我國2006年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取消了“一般原則”及“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代之以“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并作為基本準則中獨立部分出現，這一變化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與我國會計目標的變化相適應而做出的調整。新準則的規定是對原基本原則的補充和完善，更加強調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表明我國在會計準則建設方面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四)會計模式實務層面比較分析實務層面主要因素包括財務報告的內容、會計實務程序與方法。
(1)財務報告的方式和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會計目標的定位，不同會計模式下財務報告內容的比較如(表6)所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其會計目標明確合理，因此其財務報告的內容比較完備和詳盡。雖然法國和德國的會計目標
不盡相同，但其財務報告均著重體現真實和公允的原則，以便更好地維護國家或企業的利益。日本會計受德國會計和美國會計的共同影響，財務報告不但要為維護私人利益服務，而且還要為國家宏觀管理提供經濟信息。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的財務報告內容不夠完備，且主要以資金管理為導向。財務報告的提供著眼于國家宏觀管理，強調資金的來源與運用，注重受托關系和經管責任，忽視為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提供服務。隨著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我國財務會計報告的目標確定為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這一變化決定了我國財務報告的方式和內容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表明我國在財務會計報告方面的建設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
1中美政治經濟特點對競技體育的影響的比較
中國在1949年建國以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體制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就是以世界大賽的冠軍（特別是奧運會）為最高目標，統一動員和調配全國有關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質資源，來奪取比賽成績的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這一時期的競技體育，幾乎代替了整個體育的內容，為趕超型發展階段。舉國體制和計劃經濟的相似性，是經濟體制影響競技體育的體現。1978年后我過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競技體育也逐漸向市場經濟的方向改變。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政權組織形式為總統制，實行三權分立與制衡相結合的政治制度和兩黨制的政黨制度，是典型的分權制國家，三權分立是美國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則。在競技體育上，美國奧委會、美國單項體育聯合會、美國大學生聯合會三個組織構成，三個組織各有一定的權力，相互之間又互相制約，這和美國的政治結構頗為相似。三權分立的管理體制在競技體育事業中體現出多樣性和靈活性的特點。
2中美文化特點對競技體育的影響的比較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屬于多元文化，形成了提倡競爭，注重個人奮斗，勤奮務實和平等的精神，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文化個性不斷得到完善和強化，美國的價值核心是個人主義、價值追求是個人利益，審美觀是外形的健與美。中國起源于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農耕社會，價值核心是集體主義，價值追求講究“中庸”，道義。審美觀是內在美。
3中美兩國競技體育發展動因
美國競技體育來源于群眾體育，隨著社會發展，人們本身對于體育的訴求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產生，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和市場化的不斷完善，競技體育表演服務成為了一種商品，職業競技體育開始出現。職業競技體育和學校競技體育是美國競技體育的兩大組成部分。美國的文化傳統促使了群眾關注競爭，關注體育，國家和社會組織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體育需要，體育的發展動力是自下而上的，是和西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相適應的。
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動因來源于政治的需要，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建國之初，我國的政治體制剛剛建設，國際地位地下，急需改變中國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競技體育由于其量化的速度、理想的角逐和國際性比賽的世界平臺，使競技體育成為我國展現民族精神的窗口。而這一時期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體育發展已經相對成熟西方競技體育的發展已初具規模。我國的競技體育要想在世界大賽中取得優異成績，必須實現趕超型發展。社會歷史和政治色彩的影響，導致了中國競技體育“為國爭光”的基本性質和走向。
4中美競技體育體制形成背景的比較
美國的競技體育發展起源于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之中，美國政府幾乎不直接給競技體育撥款，競技體育也沒有專門的政府機構管理，這種情況下，美國競技體育依然世界領先，這和美國競技體育的高度職業化、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運作是分不開的，美國體育產業是美國國民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國民經濟有著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美國競技體育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市場運作和其他社會經濟活動建立了互惠互利的關系。可以說，美國的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生產為競技體育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中國的競技體育產生有著濃厚的政治因素，由于特殊的歷史時期，我國競技體育肩負了更加濃厚的政治色彩，競技體育的發展是在西方競技體育強大的沖擊下發生變遷的，其動力是來自于民族的自強意識。
顯而易見，美國競技體育的發展進程是由于自身內部的矛盾運動而引起的，它更具有自然發展狀態下的和諧性，它的每一個歷史的發展都是前一階段社會文化系統中已經具備的潛能的進一步發揮，即使它的偶然性變化也包含著某些必然性的因素，因而我們認為它是一種順向性的發展過程[2]。而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進程，其原因并不僅僅在其自身內部的矛盾運動即使這種內部的矛盾運動，而是由于西方文化和競技體育的撞擊而大大強化的。它更依賴于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西方競技體育在中國土地上的傳播、滲透所提供的推動力量。
我國的規劃體制和“五年計劃”一直在進行著調整和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和政府管理職能的轉變，規劃體制在從強計劃向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重規劃的功能性轉變上有了明顯的進展，“十五”計劃不論從編制程序、方法和內容上都有了較大的改進和調整。但總體上來看，規劃體制所發生的這些變化更多的是一種追趕型和適應性變化，規劃體制及其運行機制依然明顯存在多方面的問題甚至于缺陷，嚴重影響了規劃本身作用的發揮，降低了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些問題包括規劃體系紊亂、數量過多過濫；各規劃功能定位不清晰，相互銜接不密切；規劃審批程序不明確、編制程序不規范；過時的規劃和內容過多，需要加強的規劃不足；重規劃的編制過程，輕規劃的實施評估等。在規劃工作中則具體體現為機械主義和形式主義泛濫，部門間各自為政、規劃互不銜接，規劃內容交叉重疊、甚至相互矛盾；下級規劃抄上級規劃、上級規劃無法在下級落實；墻上掛的規劃多，可操作實施的規劃少等。
“十一五”時期和“十五”時期相比較，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將發生許多新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初步框架已經建立，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將進一步加強；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就業等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追求協調發展和降低社會摩擦的目標將更加突出；市場一體化進程加速，跨區域經濟交流和聯系將進一步突出；經濟安全問題更加引起重視，涉及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資源的開發建設更加需要進行統籌規劃；政治文明建設進程加快，政府將更加重視民主決策和依法行政；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設定的過渡期基本結束，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的條件進一步提高等。所有這些變化都將對現行的規劃體制提出更高的變革要求，這就需要對規劃體制進行不斷改革、創新和完善，以建立與新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相協調的規劃體制。
二、國外的經驗為我國規劃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規劃體制是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編制、執行、評估等方面的程序和制度，涉及到規劃體系、規劃內容、規劃編制、規劃實施和規劃調整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性規定。規劃體制的差異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政治經濟體制、文化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發展階段、國際比較地位以及路徑依賴程度等，這使得各國的規劃體制總是具有自己的特點并存在各種差異。比如在決定規劃體制的基礎性制度方面，美國和英國模式更強調經濟的自由主義思想，在私人物品領域和可競爭性領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表現在建立和維護供私人資本進行競爭的公共環境上。法國、德國、日本模式則主要體現出政府推行社會市場經濟戰略的特點，強調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同時，政府通過采取較多的經濟干預政策來彌補市場力量的不足。俄羅斯模式則具有典型的體制轉型特征，政府規劃功能經歷了從高度計劃的模式到基本放棄，之后又進行恢復和重塑的過程。另一方面，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特點又使得這些國家的規劃體制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征。我國市場化趨向的改革也決定了國外市場經濟國家在規劃體制方面的模式和特點有許多可供我們吸取和借鑒。
（一）各國具有不同的規劃體系，但規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按照功能的不同，各國的規劃體系大多包括三大類，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空間規劃和專項規劃，但各國側重點有所不同。
德國以空間規劃為主體，聯邦國土規劃由聯邦政府負責編制，主要是制定聯邦范圍內的規劃目標、全國性的規劃標準，并根據各州發展現狀，從平衡發展的角度來調整全國性的布局。對基礎結構、環境質量、經濟結構、就業機會和定居條件等進行經濟區劃和平衡。該規劃具有長期性和指導性，由聯邦建設部牽頭，與有關各部協商后提出規劃草案。除這一綜合性規劃外，聯邦政府還負責編制全國性的專業規劃如鐵路、聯邦級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主要水路、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護區、軍事用地的規劃等。聯邦規劃對州、市、縣的規劃起指導作用。各州和地方政府要負責編制與上級規劃相協調的地區各專項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
法國是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計劃性”最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法國政府成立了計劃總署，負責對經濟發展的全面規劃。先后制定實施了11個4年經濟發展計劃。隨著市場的發育和對市場作用的日益重視，指令性計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第九個計劃開始向合同制方向發展，并成為中央政府調節國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工具。從第十個計劃起，計劃合同中量性的指標在減少，衡量結構調整及質量的指標在不斷增加。但政府仍通過計劃引導經濟發展方向，設計國家的發展戰略，縮小社會各界的收入差距。
美國政府具有自己明確的國家發展戰略，與法國、德國等相比，雖然沒有相對固定和直接的國家計劃，但聯邦政府下設的各委員會和部局都有各自部門的詳細規劃，并通常通過法案的形式發揮作用。同時，聯邦政府也根據國家戰略的需要臨時制定相關規劃，比如阿波羅登月計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和田納西河谷開發計劃等。
俄羅斯從蘇聯時期的“全俄電氣化”計劃開始至今，其規劃體制大體上經歷了兩個時期，即以指令性計劃為特征的規劃管理階段和以指導性計劃為特征的規劃管理階段。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曾經一度放棄了國家對經濟的總體規劃，但在1990年代起又開始著手制定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計劃。2000年開始實施了《俄羅斯聯邦長期社會經濟發展基本方針》（2000~2010年），并從1993年開始制定實施了3~4年不等的中期規劃，以及1~2年不等的具體實施計劃。
日本是一個較多推行政府主導產業政策的國家。1949年以來，先后制定了13個中長期經濟計劃。19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主要通過了以下三項經濟計劃：1992年《生活大國5年計劃——與地球社會共存》（1992~1996年）、1995年《新經濟5年計劃》和1999年《未來10年計劃——經濟社會的應有狀態及經濟新生的政策方針》。同時，日本的國土開發與整治綜合規劃也較多吸收了德國的空間規劃的經驗，對包括土地、交通、森林等自然資源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做了較為系統的規劃。
韓國政府也比較重視經濟長期發展規劃，1960年代以來已先后實施了7個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計劃，之后開始實施“新的經濟長期設想計劃”（1996~2020年），在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之后，政府開始調整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更多強調市場的作用。（二）規劃的地位和內容在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是不斷調整和變化的
規劃綜合反映了政府管理國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是政府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和實現宏觀調控而做出的謀劃和安排，是政策實施的重要工具。從各國規劃體制發展演變的過程來看，規劃的內容日益豐富，規劃的主體日益明確，規劃的程序日益科學化，規劃的體系日益完善，規劃的權威性日益提高，規劃之間的功能界定和相互銜接日益加強。總體上看，規劃日益上升為公民意志和國家法律。但與此同時，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各國規劃的內容在不同時期是有差別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和國家在國際經濟環境中所處的相對地位在變化。市場經濟越發達，市場力量越強大，國家在國際上的經濟優勢越領先，政府的產業政策則越弱化。與此相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就越向戰略性、指導性和定性化方向轉變，政府也就越重視對公共資源、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社會協調發展的規劃與引導。目前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中長期的綜合性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編制在不斷弱化，而重點領域的專項規劃和空間規劃的地位在不斷提高。
（三）具有規范民主的規劃編制程序和完善的規劃法體系
規劃編制程序是否規范和民主直接決定著規劃的可實施性和權威性是否能夠得到保障。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大都具有相應的規劃法體系，對規劃的目標、功能、主要內容、編制程序以及規劃調整的法律程序都有明確的規定。規劃的制定都要遵從公開性和透明度，民眾大都具有廣泛的參與度，規劃都要經過權力機構的審批，一旦通過則通常以法案或法律的形式實施。各國規劃的編制過程基本相同，都要遵循科學和民主的決策機制。比如德國空間規劃方案的制定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編制階段。政府有關部門組織人員編制規劃的初稿。編寫人員可以包括內部職員，也可以包括外部聘請的專家。
商討階段。政府邀請有關利益各方對規劃的初稿進行商討，討論過程往往要重復多次。政府綜合有關利益各方的意見后，規劃的最終稿，有關利益各方仍可以對最終稿發表反對意見。
審議階段。政府將規劃的最終稿、有關利益各方對最終稿的反對意見以及政府對反對意見的解決辦法一并送交議會。議會討論有關資料，最終表決通過之后，規劃就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
另外，上下級政府之間的規劃都有明確的協調機制。地區的規劃在地區議會批準之后，需要上一級政府最后批準，以保證上下兩級規劃的一致性。當地方的規劃與國家的規劃相沖突時，聯邦或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對地方規劃進行指導。理論上講，如果地方拒絕中央政府的指導，中央政府有權直接修改地方的規劃。同時，由于地區規劃直接涉及到私人利益，有關利益各方有向上級政府和聯邦或中央政府進行申訴的權利。德國各州的規劃法，都對規劃程序有詳細規定。如不按規定程序走，公民可以對通過的規劃進行，法院會判規劃無效。這種做法雖然容易使制定規劃的時間比較長，但由于規劃在制定過程中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所以最后制定的規劃能反映絕大多數人的意愿，使規劃的科學性、合理性、合法性得到保障。規劃出臺后，也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便于執行。
（四）具有分工明確的規劃編制機構體系和健全有效的規劃執行評估機制
一個分工明確和職能合理的規劃編制機構及體系是保證規劃編制工作有序高效進行的重要前提。市場經濟國家在聯邦或中央政府大都設有專門的規劃部、局、署或者委員會，專門負責全國總體規劃制定的組織、協調工作。比如德國的規劃權歸三級政府所有，即聯邦、州和地方政府。聯邦政府設有區域規劃和城市發展部，主管立法，制定城市規劃方針、政策、法規，擬定全國經濟區規劃、區域規劃大綱，協調地方、部門之間的工作，掌握部分資金資助地方的城市建設。法國負責協調制定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的機構是計劃總署。計劃總署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機構的支持，比如國際信息與展望中心（法國官方的國際經濟研究機構）、計劃數理經濟前瞻研究中心、生活條件觀察與研究中心等，計劃總署給這些機構一定的預算補貼。
與此同時，各國都非常重視對規劃執行結果的評估，并有一套進行評估的法定程序和運行機制。法國政府在制定規劃后，為了使公民更清楚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使國家資源得到更好的分配，提高政府公務員的責任心，都要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評估。評估工作由一個政府的部際評估委員會負責，稱全國評估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理主持，由11位專業獨立人士組成。全國評估委員會通過與計劃總署協調建立評估機構，會同相關的政府部門共同確定規劃評估方案和評估費用預算，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跟蹤，對項目費用落實情況進行確認等，最后出具評估報告。
三、建立適應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規劃體制的建議
（一）要充分認識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
規劃是政府行使經濟社會管理職責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一種制度。規劃的地位在本質上與社會制度無關，而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和政府調控管理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取向，還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以及國家經濟發展的國際比較地位有關。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和許多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政府發揮積極作用，在市場機制尚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市場發育不足所造成的缺陷還需要政府進行矯正。即使在市場機制比較完善的領域，也會存在市場失靈，也需要政府進行彌補。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公共領域在不斷擴大，對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公共政策的需求在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在包括土地、水資源、能源等日益緊缺和環境污染、生態治理、發展差距、就業及社會保障等問題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政府進行統籌安排、統一協調、總體規劃的任務就越發緊迫。而在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競爭在日益加劇，國家戰略的地位在日益突出，政府制定并實施國家戰略的手段和途徑也就越發顯得重要。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在國際競爭中還處于不利地位，一些在競爭性領域的產業政策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依然具有積極作用。因此，要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要加強；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規劃的地位同樣不是要削弱，而是要進一步加強。
（二）要堅持“長遠謀劃、分步實施，廣泛借鑒、兼顧實際，適度超前，協調一致”的原則
建立適應“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規劃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規劃體制的改革應當堅持幾個基本的指導原則：
第一，長遠謀劃、分步實施。以市場化為方向，將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規劃體制作為規劃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分階段實施，建立與我國市場化進程相一致的規劃體制。
第二，廣泛借鑒、兼顧實際。既要充分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做法，又要注意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和特點相適應，充分反映和體現不同時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
第三，適度超前，協調一致。要盡快解決規劃體制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矛盾，充分發揮制度創新在促進生產力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發揮規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戰略性、超前性和指導，使規劃體制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經濟體制相協調。
（三）要突出強調和體現規劃的“系統性、規范性、有用性和權威性”
第一，系統性。要加強不同規劃之間的功能分工和相互銜接，對規劃體系進行高度整合，避免各規劃之間交叉重合甚至相互矛盾，建立層次分明、邊界清晰、銜接協調的規劃體系。要調整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空間規劃之間的互相銜接。如各級城鎮體系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其編制的依據應該是經同級人大批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內容要落實到具體的空間上。要調整解決重點專項規劃與行業規劃，以及行業規劃相互之間的銜接問題。同時還要協調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規劃之間的協調問題。
第二，規范性。目前我國規劃體制中的制度性規定，有些是法律法規規定的，更多的則是不成文的慣例和約定俗成的做法。規劃工作的不規范導致了規劃程序上和規劃內容上的隨意性。因此，規劃工作必須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學化，要建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規劃體制。為此，從長遠來看，應該制定《規劃編制法》。
第三，有用性。要切實取消目前大量存在的過時過多過濫的一類規劃，特別是許多已經不符合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和不再是政府產業政策調整重點與領域的行業規劃。要針對目前各級地方政府編制的與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綱要相銜接的地方規劃中所存在的雷同和缺乏地方針對性的問題，調整或者不再要求地方政府特別是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編制中長期規劃。要針對目前規劃內容原則性過強、操作性較差的問題，要通過改進規劃編制方法來進一步提高規劃的操作性、可行性和針對性。
第四，權威性。要針對目前存在的下級規劃和上級規劃不銜接，上級規劃難以在下級規劃落實的問題，切實加強對規劃編制和執行情況的監管力度，依法動用司法程序來保障規劃的執行和實施，提高規劃實施的強制力和約束力。
（四）要重點圍繞“四個轉變”進行規劃體制改革的設計和實施
第一，規劃的領域由較多地覆蓋社會經濟各領域向主要以公共產品與服務和非競爭性領域為主轉變。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正在不斷擴大，許多行業和領域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經濟的市場化運行。因此，沿用傳統體制下的許多競爭性領域的規劃應該退出，規劃的內容要進一步向公共政策領域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