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04 09:26:03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傳統文化進鄉村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一、實施文化惠民扶貧工程，完善基層服務網絡
加快推進基層文化設施建設。提升完善29個鄉鎮綜合文化站、35個貧困村文化活動室和524個農家書屋，全力推進農村文化陣地規范化建設、管理和利用，加快基層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推廣，讓基層文化陣地成為人們參與文化、陶冶情操、提升素養的重要場所。
管好用好基層文化設施設備。堅持建設和管理并重，全面整合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資源，把文化供給和群眾需求結合起來，實現公共文化服務資源共建共享。加強圖書館、文化館、鄉鎮綜合文化站、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規范化管理，健全服務網點，提高公共文化場館設施利用率和綜合服務效能。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需求反饋機制，及時準確了解掌握群眾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務目錄，開展菜單式、訂單式服務，實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群眾文化需求有效對接。
二、實施傳統文化浸潤工程，促進文化傳承創新
堅持開發與保護并重。以構建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傳承體系為抓手，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人文情懷、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傳承創新。鼓勵支持文化資源由靜態保護向開發利用的轉變，推動文物保護與扶貧開發、文旅融合和新農村建設相結合，促進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相統一，使優秀傳統文化真正成為支撐鄉村振興發展的寶貴財富。
堅持活化與傳承并行。加快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依托傳統村落、古建筑、遺跡等文化遺產，引導群眾致富思源、崇德向善。注重打造歷史文化體驗，促進文化遺產與文明鄉風、新村建設有機結合，讓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生活、走進現實。實施非遺項目搶救性保護計劃，對非遺項目、傳統技藝進行搶救性、生產性保護，支持民俗文化傳承保護活動，推進非遺保護傳承進校園、進社區。
三、實施文化精品創作工程，引領先進文明風尚
國學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結晶，是數千年來中國人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生活方式的高度總結。國學經典中，讀書、修身、立德，是每個人的立身之本；強調的忠孝、仁愛、誠信、道義、廉恥是良好的人格品質和道德操守；倡導的“慎獨”，講究“吾日三省吾身”，是自律，是價值取向，這些精神正是我們當今社會迫切需要樹立和弘揚的。
首先，學習傳播國學，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孕育了中華民族誠實守信的優雅人格，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厚德載物的寬廣胸襟，培養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蘊，國學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代表，學習傳播國學，能夠提升我市在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和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重要舉措。
其次，學習傳播國學，是提升人們道德修養的需要。國學有著非常豐富的道德理念，它教導人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如何獲得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加強國學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改變不良社會風氣，引導市民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特別是在當前社會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的情況下，繼承和發揚這份豐厚的文化遺產，呼喚社會的道德良知，呼喚人性中善的本質，找尋支撐人們精神的養料，是時代的需求。
最后，學習傳播國學，是提高人文素養的需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快速推進，社會對公民的素質特別是人文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學習國學，從博大精深的國學知識中汲取營養，繼承國學知義明理、文明禮讓的人文價值，對提升市民的精神生活品質，對改變社會上人心浮躁、行為不文明等現象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對青少年情緒的感染、人格的熏陶、習慣的養成和文化的積淀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國學教育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開展國學教育已經很多年了，重點是在幼兒園和中小學校，如，中小學校加強了校園文化、走廊文化、食堂文化、班級文化建設，打造了儒雅書香校園環境，課前背誦詩歌、《弟子規》、《千字文》等國學經典。特別是2010年起，教育部、國家語委、中央文明辦共同實施了“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在中小學校開展了誦讀比賽、書法比賽，并利用傳統節日或重要紀念日，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國學文化教育宣傳活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不少學生通過誦讀國學經典，學習態度開始好轉，不良習慣得到改變。
但國學教育還只是起步階段，在全民蓬勃興起國學熱的大環境下，還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對國學教育重要性認識不夠，傳統文化教育缺失。不論是大眾意識還是相關部門，對國學的重要性都沒有引起足夠的認識，沒有成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市學習宣傳國學“熱潮”還沒有真正熱起來。二是國學教育學習宣傳范圍較窄，系統性不夠強。僅在學校開展活動，且沒有形成完整的國學教育體系，教學時間、課程安排、教學內容隨意性較強，不明確、不統一、不完善，做得還不夠實，國學教育難以深入持久，市民國學知識欠缺，思想認識上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還有較大差距。三是師資、經費缺乏，發展不平衡。僅就學校來看，目前，各學校基本上沒有專業國學教師和專項國學教育經費的強有力保障，時間、效果不能得到保證，且發展不平衡，幼兒園、小學要好于中學，市區及縣城內學校好于農村學校，鄉鎮中心學校好于村小。從社會層面上看，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工作隊伍，使其博大精深的國學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三、加強國學教育的幾點建議
何處是精神的家園、哪里有靈魂的樂土?海德格爾說：“接近鄉村，就是接近人類的本源。”于是我們相約走進西江，走進這個以美麗回答一切的苗族村寨。西江苗族人民歷經數千年遷徙仍自強不息，遍歷磨難仍歌舞依舊，這個沒有文字卻把歷史穿戴在身上的民族尊重一切生命、敬畏各類先祖，用歌聲笑對不公，用歌聲吟唱歷史，使躁動的心歸于平靜。西江是疲憊身心的棲居之地。
在西江，我們體察到人類對大自然、對生命的感激、敬畏和尊重，感受到兼收并蓄的胸懷，同時也感受到不斷前行的堅實腳步。為此我們發出如下倡議：
我們倡議尊重：平等對待每一種民族文化的合理存在，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每種文化都是一個民族經過長期歷史發展后形成的，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合理性的證明。每種文化都是認知世界的一扇門，一種文化的消亡，意味著一扇大門的關閉。
我們倡議體驗：霧里看花水中觀月常會被一些虛假的表象所迷惑，體驗則是不帶偏見不作預判地融入其中，隨心而走，是發現和認識事物本質的重要方法。通過體驗認識不足看到長處，通過體驗在開放與堅守、繼承與弘揚之間找到平衡。
我們倡議發展：城鄉互動發展是一個相互學習、影響和促進的過程。我們尊重傳統文化的價值判斷，注重對優秀文化傳統的解讀和學習，在生態保護、自然尊重等諸多方面，鄉村有引領的作用。在追求傳統生存智慧與現代化和諧發展的進程中，城市與農村的互動要遵循社會公平發展、文化尊重和文化保護的基本原則。
一
臺灣作家黃春明在不同時期的文學創作正好印證了臺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赌缢酪恢焕县垺穭撟饔谂_灣社會轉型期，“這是一個思想禁錮，但經濟卻急速變化的年代……臺灣的社會經濟在短期內快速地由小農經濟進入資本主義經濟，傳統農業社會迅速轉變成現代工商業社會，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積累的源泉便是工商業對農業剩余價值的大量榨取。”[1]在這樣“夾縫”與“邊緣”的生存狀態中：一方面傳統的思想與價值觀念還未隱去，另一方面代表現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已經在城鎮開始蔓延；代表臺灣本土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的鄉鎮逐漸受到來自代表現代文明的城市的侵襲與滲透，對于傳統與現代的選擇、權衡在無形中充斥、困擾著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在傳統與現代的較量中，底層小人物在轉型期無所適從的悲劇命運、城鄉間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顯?！赌缢酪恢焕县垺繁闶谴藭r城鄉沖突的代表。
二
《溺死一只老貓》講述在距離小鎮不遠的清泉村，鄉間人的生老病死都在鄉村傳統文化的思維承載空間中，但是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地進行，日漸侵蝕清泉村的封閉，阿盛伯從城鎮帶來的消息無疑如晴天霹靂震驚了清泉村，因此以阿盛伯為首的清泉村老者開始了維護清泉村“龍目”的抗爭。在阿盛伯的心中“龍目”代表著清泉村的神圣的傳統文化與權威，作為一種隱性的力量維系、庇佑著清泉村的人。在清泉村全體村民的擁護下，阿盛伯自覺投入到抵制建設泳池的斗爭中，阿盛伯與村委較量、阻礙施工、與警察的爭辯、向縣長申訴，但是阿盛伯的反抗最終只是徒勞，清泉村的村民也漸漸失去與阿盛伯共進退的同盟激情，并漸漸地在“泳池”帶來的消遣中無意識地呈現出妥協的姿態站在了阿盛伯的對立面，與阿盛伯形成立場的對峙，最后孤立無援的阿盛伯決絕地將自己投進了泳池。
在黃春明筆下，“城鄉”在臺灣社會轉型期呈現出“二元對立”的模式，“城鎮”對于臺灣本土文化或者浸濡在臺灣本土傳統文化之下的農民始終是一種陌生的“異質空間”，在城市化進程不可逆轉的趨勢之下，日漸對傳統鄉村形成合圍之勢。阿盛伯的悲劇便來自于城鄉沖突的主題之下，筆者認為，阿盛伯面臨的城鄉沖突既是兩種文化的沖突，又掩藏著城鄉背后兩種權力秩序、意識形態的沖突。
（一）兩種文化的沖突
德國人對“文明”與“文化”的內在區別早有思考，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期以后，德語中兩者概念區分越來越明顯：“文明”多指物質性、外在、實用方面的，而“文化”則多指精神方面、內在、道德方面。因而，“文化”是長期通過一種潛移默化、軟性的而非暴力的心理滲透慢慢作用于“人”，并在日常生活中漸漸內化于心。
先生曾指出：“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不但人口流動很少，而且人們所取給資源的土地也很少變動。在這種不分秦漢，代代如是的環境里，個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經驗，而且同樣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經驗。一個在鄉土社會里種田的老農所遇著的只是四季的轉換，而不是時代的變更。”[2]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的鄉土農村是異常穩固的文化社會，在這個文化圈內已經形成自己的思維、行為方式與評價標準，有一定的穩定性與保守性，這便是黃春明筆下鄉土環境里制約、支配鄉土農民的一種隱性力量，在文化沖突中，沒有切身的物質利益沖突，有的只是精神思維上的相左。
在《溺死一只老貓》中，對于鄉村文化的書寫，黃春明常常以一種“含魅敘事”方式，例如，村民們自然地將火樹伯的死與坐了天送的位置相聯系，將往清泉里扔一個稻草與全村人的眼痛相聯系，以一種樸素的世界觀將事情置于因果關系中，封閉、感性與現代小鎮所代表的開放、理性形成鮮明對比。“泳池”在《溺死一只老貓》中不僅是一種娛樂設施，更代表“城市”一種有悖于鄉村傳統道德文化的現代生活方式，不僅會破壞清泉村“地理”，不利于清泉村長久發展，而且有傷風化，也將污了“龍目”，總之關乎“風水”與“風化”（這固然是一種保守落后的迷信觀念，但確乎是建立在鄉村小生產基礎上形成的鄉村文化）。因此，阿盛伯在傳統文化的驅使下竭力反對建泳池?，F代城市的開放性孕育出一種開放、流動的文化，追求一種沒有精神文化負重的純粹趣味，而安土重遷的農耕文化在幾千年的積淀中代表的是一種以固守封閉為特征的持重文化，對未知的、將打破原有封閉空間的新事物有著本能排斥、抗拒與恐懼。當“泳池”沒有走進清泉村時，阿盛伯對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并沒有抵觸與恐懼，甚至主動前往街仔，因為此時現代城市文明并沒有企圖打破鄉村的封閉，但是一旦來自城市的“異質”事物“泳池”將要進入清泉村，無疑成為現代城鎮滲透鄉村的突破口，引起了鄉村傳統文化監督者阿盛伯們的恐懼，在鄉村傳統道德倫理的審視下，無意識中將“泳池”“妖魔化”。
村民們漸漸發現了“泳池”為清泉村所帶來的趣味，“泳池”所帶來的身心愉悅的切實享受遮蔽了阿盛伯宣揚的無形的道德危害，因而，無意識中走出了鄉村傳統文化的封閉保守，在“觀望”中走向了“泳池”所代表的城市現代文化，脫離固守的鄉村文化傳統，躋身“泳池”所象征的城市文化陣營。（盡管這樣看似虔誠的宗教般的獻祭并沒有比溺死一只老貓更有分量。）因而，村民從起初的“反對”到最后無意識中的“擁護”都是城鄉兩種文化的較量。阿盛伯最后投身“泳池”做最后抗爭，也是在城市文化滲透之下對自己立足的鄉村文化絕望的“殉道”。（筆者認為，城鄉兩種文化的較量其實是西方文明與鄉土中國經驗之間較量的“同構”。）
（二）權力秩序的沖突
在文化間沖突之外，還隱藏著城市與鄉村兩種權力秩序的碰撞，確切地說應是現代城市所代表的“權力意識形態”對鄉村的擠壓。
首先，我們從“城市”的滲透來看。阿盛伯為了維護清泉村的“龍目”前后與現代“城市”共做了四次抗爭，每一次抗爭，城市權力秩序的隱性象征始終存在，并始終以城市對鄉村的制度上的優越壓制鄉村本土的、自發的或無意識中形成的權力秩序。第一次是來自村委與來自街仔的主委的懷疑，此時的“村委”無論是身份稱謂還是話語立場都并非鄉村立場，并非植根于阿盛伯所代表的鄉村意識形態，“村委”成為城市對鄉村的一種權力滲透，是城市權力秩序的延伸，與“城市”進行“合謀”；第二次阿盛伯帶領全村人阻礙施工，但是營造商請來了“警察”，“警察”作為維護現代權力秩序的暴力機關，本身便是“權力秩序”的象征，因而有現代城市權力對鄉村意識形態無形打壓的意味；第三次，阿盛伯陳情縣長卻遭漠視，“縣長”雖古已有之，但是此期的“縣長”已完全不同于古時根植于傳統農耕文明的“縣令”，如果說，農耕文明熏陶下的“縣令”的責任是維護傳統農耕社會的穩固的話，那么此期的“陳縣長”的職責則變更為在現代城市化語境下促進現代城市的發展與進步，“陳縣長”本身代表著一種城市權力。從“主委”到“警察”到“縣長”，這些城里象征著“權力秩序”的機關對于來自鄉村的阿盛伯所代表的鄉村意識形態是直接鎮壓者，他們對于來自鄉村的阿盛伯有著本能而慣性的懷疑與漠視，城市所代表的權力秩序、意識形態在“鄉村”面前流露出居高臨下的制度層面的天然優越感。另一方面，我們再看阿盛伯的抗爭。阿盛伯在斗爭中儼然以鄉村“長者”身份自居，而鄉村人無疑也將阿盛伯而非村長與干事作為全村表率。在與“村委”的爭辯中，阿盛伯代表清泉村的一種隱形權威，并在村人的擁護響應中得到強化，阿盛伯無意識中將自己置身于鄉村某種形而上的意識形態之中，那么此時阿盛伯的反對不僅是為維護一種鄉村文化，無形中也是在維護鄉村權力秩序的權威與自身已建立起的鄉村權威，“公共性”的“權力秩序”的維護與“個人性”的“權威”的維護融合，只是“個人性”權威的維護隱性的嫁接在“公共性”權力秩序維護中，因此無形中阿盛伯的抗爭也是鄉村權力秩序、意識形態對“異質空間”城市象征的現代權力秩序的抗衡。當村民不再附和阿盛伯，成為城鎮現代權力秩序的“合謀者”，阿盛伯所代表的鄉村權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無疑受到挑戰與撼動，以身殉道，便有了為鄉村的權力秩序的存在的“合法性”作最后據理力爭，維護自身隱形權威的意味。
鄉村小人物在不可調和的城鄉沖突中陷入不可超越的宿命，阿盛伯的悲劇是臺灣社會轉型期眾多浸濡在本土鄉村文明中鄉村小人物的縮影。盡管他們生命中充滿不屈不撓的韌力，但是個體抗爭的主觀能動性在兩種文化與兩種權力秩序不可調解的沖突交織下遭到無情消解。
三
筆者認為，黃春明對臺灣社會轉型期城鄉沖突的書寫無疑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城市小說”、“打工文學”、“新左翼文學”中城鄉沖突的濫觴。城鄉沖突造成的悲劇直接導致了九十年代小說對“城市”書寫與想象較于八十年代小說中的“城市”發生顛覆性改變，因為“整個80年代的文學罩有一個潛在的聲音，便是對都市的呼喚。”“把都市空間設定為一種文明的因而更民主、更美好的所在?！盵3]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說中的沖突的內涵較之黃春明筆下的城鄉沖突又有一定的發展，即又掩藏著城市畸形發展帶來的畸形社會風氣與美好人性的矛盾。例如李肇正《啊，城市》[4]中文東的母親來自鄉下的水秀嫂走進城市后，淳樸的鄉村文化孕育出水秀嫂敦厚善良的品性，卻在充斥物欲感的城市一再受到排斥，三次流落街頭，最終絕望地離開城市。
從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沖突的豐富內涵關照社會發展，在城鄉沖突書寫的背后，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作家對于象征現代文明“城市”的矛盾。自五四以來，“啟蒙”與“救亡”一直在雙聲變奏中激勵仁人志士竭力尋求獲得民族獨立富強的可能，而“城市”無疑是民族擺脫落后、躋身現代的最好體認，卻給鄉土中國帶來諸多社會悲劇。那么，在現代文明的逼視之下，城市文明的進程是否必須以傳統農耕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的悲劇性結束為代價？而這樣的城市工業文明并非一定指涉現代化，傳統農業文明并非一定指涉愚昧、落后。
參考文獻：
[1]肖成.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6-7.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段表述與傳統的官方語體頗有差異，感性而詩意。此表述一出臺即引起廣泛關注，隨之引發了各界關于鄉愁的討論，這種關注的背后實際上折射出對城鎮化道路的反思。
一、鄉愁的涵義及意象
歷史上，鄉愁總是和社會變遷、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等聯系在一起，充滿了無奈、哀愁和懷舊的思緒?！案改冈?、不遠游”的古訓、落后的交通條件使那個時代任何遠離故鄉的行為都顯得極不尋常，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愿背井離鄉，漂泊異鄉，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總是要衣錦還鄉，葉落歸根，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
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當今的農民已經習慣了南征北戰，東拼西殺，或半工半耕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壯在外已經成為當今農民的生活常態。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無數農村人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故土，不斷擴大的城鄉差異、日漸蕭條的農村似乎難以喚起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農民對故鄉的留戀?！皟翰幌幽赋?，狗不嫌家貧”的價值取向被冰冷的現實消解，傳統村落被各種小區取代，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取代，鄉風民俗被各種城市文化取代，傳統有機的宗法社會和禮俗社會被法理社會取代，鄉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對土地的黃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戀歌。
2014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后，對鄉愁的討論驟然升溫，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說法最能概括鄉愁的意象。
1. 鄉愁誕生于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連。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到農業社會的規章制度、生態農業技術、鄉風民俗等無不蘊藏在鄉間，城鎮化必然使鄉愁無處安放（周國平2014；劉奇2014）。從這個角度看，鄉愁其實也是一種鄉戀，所謂“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禮失求諸野”體現的是對生命源頭的眺望和對文化母體的掛念。田園廬墓、小河炊煙、牧童短笛、鄉規民約、熟人社會、崇尚自然、勤勞樸實等是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表述，也是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這一切都已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漸行漸遠。
2. “鄉愁”其實是“城愁”。這些研究者從關注城鎮化進程中一個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體的精神困惑，進一步延伸到讓農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做好社會認同的現實層面（劉奇2014；田思思2014）。
3. 鄉愁是一種社會文化焦慮，體現了人們在內心深處對于那個最真實自我的眷戀，對它失去的憂傷，對尋找它的一種焦慮，對企圖用它來療傷，來關懷自己的一種渴望。“鄉愁是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化生產出來的一種情緒”（曠新年2014）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愁是我們每個人的鄉愁。
二、留住鄉愁之于城鎮化建設的意義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城鎮化一方面意味著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意味著傳統村落的大量消失，這不能不引起社會學者、人文學者、歷史文化學者的深深憂慮。
從感情上看，鄉愁是一種高貴的情感，人類不能只有物質的生活，更要有詩意的棲居。鄉愁既包括對過往的追憶，也包括對未來的向往。鄉愁的存在會使人們更加理解生活的意義，存在的價值。大多數人認同鄉愁的存在意義，認為沒有鄉愁的城鎮化是斷根的城鎮化（張孝德2014）。同樣，沒有獲取在家鄉外安身的資本，“距離”彼岸的故鄉于他而言只有“鄉悲”而無“鄉愁”（耿波2014）。
比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屬葉一劍的《鄉愁里的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賀雪峰主編的《回鄉記》等，這些著作的特點都是作者親身體驗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變化，特別是文化層面、價值觀層面的影響，對傳統文化的消失、無法回去的故鄉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還有學者從豐富城鎮化的內涵角度看留住鄉愁的價值，認為不能留在鄉愁的城鎮化是缺乏內涵的。城市的發展不限于擴張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異的改造和更新中將城市文化與歷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將失去記憶的城市，從此也淡漠了鄉愁。熊培云說，沒有對歷史寬厚的接納和對前人智慧勞動的尊重，忽視人類生活在文化與記憶之中，忽視人對過去與未來的高貴懷想，那么現代化就會淘空意義，淪落為了一種庸俗的拜物教。
其實，對鄉愁的討論也是對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來，資本以無與倫比的能量把眾多鄉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碰撞的結果往往是鄉村消亡，傳統湮滅。荷爾德林說過，“人類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编l村的終結不但使眾多現代人產生一種鄉愁無處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傳統村落物質與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歸于湮滅，這對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對一個正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大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鄉愁”一詞的運用，既有濃厚的傳統文化的特色，更有對現代化必須烙上中國特色的自信。黨的十以來，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相繼在國際國內不同場合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總書記強調，傳承歷史文脈，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系。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城鎮化建設必須留住鄉愁。
那么，城鎮化建設如何留得住鄉愁？
其一，如何看待傳統村落?，F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城進農退”城市化，以與自然對立和對鄉村排斥為理論基礎，因此，鄉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調查顯示，“我國每天大約有300個村落消失，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有500多萬個村落消失了”。、賀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中國人的價值在于衣錦還鄉，多數農民的人生價值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得到認可承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有幾億人生活在鄉村，都市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掙錢的場所，他們的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仍然需要返回村莊來獲取。沒有了村莊，鄉愁便無處寄放，中國的城鎮化必須尊重數億農民的生活選擇。
民風民俗、村規民約、古道家風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載體變了，優秀文化如何傳承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城鎮化建設中要為鄉村發展留出空間，尊重億萬民眾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讓一些有故事的村莊繼續留存，讓鄉風民謠代代傳唱。城鄉發展本應并行不悖，沒有了鄉村的映襯，城市也會失去生機。
其二，城鎮化是誰的城鎮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能否實現，對中國的城鎮化太重要了。行政權力決定下的城鎮化必然造成優質資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種馬太效應。所以，新型城鎮化應該實現資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鎮各放異彩，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其三，新型城鎮化應該能夠安放鄉愁。所謂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種片面靠權力意志推動和高資源投入的城鎮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模式，強化軟環境建設，打造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和諧環境，否則，再繁華的城市也無法安放人們的鄉愁。協調城鄉沖突，重建美麗鄉愁，實際上是能否走一條包容式發展道路的問題。
三、以留著鄉愁為契機，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參與。如果能以留住鄉愁為契機，動員各方力量參與城鎮化建設，參與鄉村建設，無疑將是一舉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鄉村改革確實給農民帶來了好處，但同時也埋下了鄉村治理危機的種子，在城鎮化潮流的激蕩下，多地鄉村處于離散狀態。一是由于鄉村集體經濟瓦解和農業稅取消帶來的國家與村民關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村莊基礎結構離散；三是由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的傳統價值坍塌，價值離散。鄉村離散帶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大到鄉村黨政建設、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到鄉村環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贍養、兒童教育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對于鄉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徐勇、鄭鳳田、姚洋等學者主張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國家政權建構邏輯的必然走向，認為它是國家權力主導的現代治理體系的建構過程，提出“縣政、鄉派、村治”結構治理模式；溫鐵軍、黨國英、李昌平、吳理財、于建嶸、李凡、素顏臣和周紹金等學者則主張實行鄉鎮自治，構筑以農民自治體和農民組織為基本架構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曹錦清、賀雪峰等學者注重從鄉村內部機制研究鄉村治理結構。但歸結到一點，沒有村民的參與，任何治理都會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動員起民眾參與是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鄉愁作為鄉村治理的契機，是因為，其一，鄉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種復雜的情緒，留住鄉愁的城鎮化建設訴求可以打動許多人；其二，留住鄉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對原有的風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謹慎和敬畏即可。中國自古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沒有彼岸觀念，但祖先情結、鄉愁情結是所有中國人的精神皈依。迅速發展的城鎮化使現代人離家越來越遠，人際關系的緊張與疏離、日益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讓現代人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從這個意義上看，鄉愁不僅僅是農村人的，更是我們所有人的鄉愁，留住鄉愁就是留住我們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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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大眾化休閑旅游時代的來臨,為黔東南發展體驗生態博物館的“原生態”之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機遇。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要求,又為黔東南選擇以生態博物館建設推動鄉村旅游指明了符合實際的發展方向。
原始文明時代,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敬畏和順從自然;工業文明時代,人們很大程度上是征服和破壞自然,三百年間,消耗了地球上絕大部分不可再生資源。嚴峻的客觀現實,使選擇以和諧發展為核心的生態文明模式成為全球共識。建設生態文明的適時提出,正是順應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更是人類發展之必然。
走生態文明之路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黔東南這樣“富饒而貧困”的地區而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更是利用比較優勢、發揮后發優勢的理性選擇。
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當黔東南鄉村旅游從無到有、形成產業之時,當其核心與靈魂――原生態民族文化因旅游而實現保護與開發并重的近期目標之時,我們看到,發展,是黔東南依托生態文明的鄉村旅游從無到有、日漸強大的根本原因。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當黔東南近百萬農村人口已因鄉村旅游發展而走上致富路時,我們看到,依托原生態民族文化的生態博物館模式發展鄉村旅游,為當地農村各族群眾提供了一條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現實路徑。
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當黔東南各地從一度爭先恐后的建“工業強縣”、爭相伐木的“木頭經濟”和“大資源、小產業”的現實路徑中困頓、回望,進而揚棄時,當全州森林覆蓋率從二十多年前26.7%的歷史最低點修復到如今的62.78%時,當黔東南的苗侗歌舞、服飾、建筑等文化遺產一次次震驚世人時,工業化進程的實踐教訓提醒黔東南,黔東南最大的比較優勢是良好的自然生態和豐富的民族原生態文化。黔東南的發展需要在自然生態與民族原生態文化的契合點上找到支柱產業――生態旅游業;黔東南旅游的核心――民族鄉村需要統一的品牌引領推介;黔東南豐富的旅游資源需要統籌兼顧、整合。
近年來的實踐證明,黔東南的“旅游活州”戰略,已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新亮點,成為踐行科學發展觀的鮮活實例。
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對黔東南這樣“富饒而貧困”的地區而言,是一項立足實際的探索之舉。
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對黔東南這樣“富饒而貧困”的地區而言,是一項立足實際的探索之舉。
黔東南之富在于自然生態優勢與民族原生態文化的豐富性與唯一性,黔東南之貧在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種種主客觀欠缺。
黔東南群眾具有傳統的生態文明意識。
早在農耕文明時期,黔東南各族先民在漫長的實踐中,已經總結出相當多的生態經驗。例如侗族人民長期以來通過人工手段改變河道、挖掘魚塘,筑壩構建淺水沼澤,在半山區狹窄河谷盆地再造出準河網壩區次生生態系統,將降水截留在高海拔區位。這一生態智慧,對如今解決中國南方淡水資源均衡分布和低成本解決中國南方生態安全有相當啟示意義。又如苗、侗、漢族雜居的林業大縣錦屏民間發現的10萬件清代林契,其所記載的當地及清水江流域鄰縣栽杉造林、間伐輪種、山田互補、糧林間作的生產方式,對實施退耕還林有重要的借鑒和啟迪作用,有專家將其譽為“中國古代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樣板”。
二十多年來,當黔東南森林覆蓋率從歷史最低點歷經生態修復躍居全省之首、兩倍于瑞士時,四百四十余萬黔東南人為這來之不易的成果付出了艱辛,也深刻體會到走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立州”之路,是順應發展潮流的正確選擇,也是對優秀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自然生態的保護與民族原生態文化的傳承,都有賴于數以百萬計的當地各族農村群眾。黔東南絕大多數民族文化遺產的傳承具有群體性。改革開放以來,當一批又一批各族農民離開鄉土、進城務工,黔東南鄉村的相當數量民族文化遺產也曾面臨傳承人缺失之憂。鄉村旅游在黔東南興起,為各族群眾提供了群體性參與文化傳承獲取經濟利益實現脫貧致富的現實途徑,將民族社區(村寨)建設為生態博物館的鄉村旅游推進模式,又使“由原住民在原地保護傳統文化”的生態博物館承擔起文化保育的重任,從而解決了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乏人的難題,同時以傳統文化的經濟價值幫助農民增收、致富,進而喚起他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成為傳承本民族傳統文化更積極的“真正主人”。
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有利于黔東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以生態博物館建設保護多元文化遺產,在中國是一項新興之舉。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黔東南體驗生態博物館模式的鄉村旅游,是生態博物館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時代產物。
就其現實效果而言,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有利于保護、利用原生態民族文化優勢資源,發揮其應有的經濟價值。同時,作為黔東南“旅游活州”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生態博物館建設有利于優化全州產業布局、調整結構,建立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旅游產業體系。
眾所周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黔東南面臨的生態、文化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引起了眾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如何將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如何在保護的前提下利用優勢資源,如何優化區域經濟、產業布局,如何找準與國家發展戰略的最佳結合點,這一系列問題與課題,正是黔東南謀求的走生態文明崛起之路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鄉村旅游,正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2-0043-02
1 鄉村旅游對新農村建設的促進和帶動作用
（1）發展鄉村旅游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一是有利于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鄉村旅游能夠有效地促進當地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帶動農副產品和手工藝品加工、交通運輸、房地產等相關產業發展。二是有利于促進農村生產發展和農民生活富裕。鄉村旅游使許多農民成為旅游從業者，直接增加了農民收入。農民可以通過打零工、辦旅館、擺小攤、開餐館、加工紀念品等方式增收，還可以通過參與鄉村旅游項目的入股分紅增收。三是有利于促進農民素質提高和鄉風文明。鄉村旅游把城市的許多新信息、新理念帶到農村，對農民素質和鄉風民俗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學文化、學技術成了一些農民的自覺行動，許多村民學起了普通話、外語和電腦，全面提升了農民素質。四是有利于促進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發展鄉村旅游的農村鄉鎮，通過開發和保護旅游資源，使廣大農民兄弟有了很強的環保意識，促進了當地環境資源、生態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保護，增強了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五是有利于推進農村基層管理民主。鄉村旅游具有現代服務業的特性，它的發展為農村引入了現代管理理念。一些地方在基層組織的引導下，農民自主決策、民主決策，促進了農村管理民主，一些農村紛紛成立各種協會，民主管理水平不斷提高。
（2）發展鄉村旅游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舉措。一是縮小了城鄉差距。發展鄉村旅游，給農村帶來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通過旅游這個渠道，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費資金轉移到農村，增加了農村的經濟實力和農民的收入。據測算，一個年接待10萬人次的鄉村旅游景點，可直接和間接安置300位農民從業，直接和間接為1000個家庭增加收入。為了增加旅游吸引力和旅游接待能力，發展鄉村旅游的農村更加注重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更加注重改善道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更加注重對住房、廁所、廚房的維修和改造，更加重視綠化美化和環境衛生，因而有利于農村自然生態環境和居住條件的改善。二是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一些農村發展鄉村旅游后，集資辦起了教育和醫療，提高了適齡兒童入學率和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率；還有一些農村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農民達到社保條件后可以按月領取保障金，農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樣享受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發展鄉村旅游，以農民為主體，農民可以自愿選擇是否參與鄉村旅游開發，也可以選擇參與鄉村旅游開發的方式，還可以自發成立旅游協會、農村經濟聯合體等行業組織，給農民創造了新的發展機會。三是推動城鄉共同發展。發展鄉村旅游，通過城鄉的交流和溝通，有助于方方面面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促進了各種資源、資本和要素向農村、農民和農業傾斜，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許多地方基礎設施大幅度改善，一批村容整潔、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鎮應運而生，促進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和居住條件的改善。另一方面，發展鄉村旅游，有利于拉動消費，擴大內需，促進城市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了多層次復合型的綜合旅游目的地體系的建設，促進旅游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
（3）發展鄉村旅游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載體。一是推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和諧。鄉村旅游促進了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更為重要的是，促進了農民素質和農村文明程度的提升。農民通過參與鄉村旅游的發展過程，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得到豐富。一些農村結合旅游業的發展需要建設了圖書室、文化室，加強了文化傳播，一些農村舉辦了各種培訓班，提高了農民的素質。鄉村旅游的發展還促使一些農村制定村規民約、衛生公約等規章制度，農民的文明程度明顯提升。二是促進了人和自然的和諧。鄉村旅游使人們走進自然、認識自然，增強了環境保護的意識；鄉村旅游消耗資源少，環境成本低，一般不會對資源和環境產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變大量消耗資源支撐經濟增長的傳統方式，形成以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方式，保護當地珍貴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三是推進農村相關產業之間的和諧。鄉村旅游的產業關聯度大，據測算，旅游產業對相關產業的拉動比為1∶4，鄉村旅游直接或間接地拉動了農業、農副產品加工、手工藝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紀念品、商貿、運輸等產業，并與之協調發展。四是促進人和人之間的和諧。旅游使人們開闊眼界，增長見識，通過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促進了旅游者與農民之間、旅游者與旅游者之間、農民與農民之間的相互了解。
2 鄉村旅游促進新農村建設應當堅持的原則
把發展鄉村旅游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整體規劃。正因為鄉村旅游具有獨特的產業功能、很強的關聯帶動作用和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我們建議各級黨委和政府把鄉村旅游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規劃之中，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發展。各級政府要在黨委領導下，全面負責鄉村旅游工作，統籌規劃，加強協調，完善機制，依法管理，動員和組織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旅游之中，積極引導各種農民組織發揮市場開拓、行業自律和維護權益的作用，推進鄉村旅游快速健康發展。各相關部門應把鄉村旅游作為其重點工作加以扶持，把國家和地方對于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環境保護、城鎮建設等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政策，運用于支持鄉村旅游的發展，重點幫助解決鄉村旅游基礎設施薄弱、創業資金不足和從業人員素質較低等問題，消除鄉村旅游發展中的制約因素。
（1）讓發展鄉村旅游的成果惠及廣大農民。發展鄉村旅游的關鍵，是要使廣大農民得到實惠。因此，要將農民作為旅游開發的主體、建設的主體、服務的主體，同時，也要使之成為利益主體、發展成果享受的主體。一是要增加農民就業機會。我國農村產業結構單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要發揮鄉村旅游在就業上的“乘數效應”，使廣大農民通過參與鄉村旅游，在離土不離鄉的情況下實現有效就業；還應為廣大農民依托鄉村旅游的發展開展多種經營創造良好環境，間接帶動增加農民就業。二是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要保證農民參與鄉村旅游的勞動報酬，直接增加農民收入，也要注意保護農民的資源參股、資金入股的合法所得。三是要將鄉村旅游的發展與農村的精神文明提升相結合。加強對農民業余文化生活的引導，豐富農民的精神生活，提升農民的生活境界。四是要將鄉村旅游發展與農民的長遠利益相結合。注重加強對農民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培訓，提升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
（2）遵照農村的實際情況和旅游經濟規律來發展鄉村旅游。各地農村的資源條件、地理區位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情況千差萬別，發展鄉村旅游的條件不盡相同。鄉村旅游有其內在的固有的發展規律，只有按規律辦事，才能少走彎路。一要因地而宜、因時而宜、因人而宜。鄉村旅游的發展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在有資源、有客源、有財源的地方先行發展；一些偏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旅游資源豐富，但由于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難以到位，要選擇好發展的時機，防止盲目決策、盲目開發；一些鄉村旅游發展基礎較好或具備發展潛力的地區，也不是每個農民都應參與鄉村旅游，而要根據農民的意愿和能力情況來決定，不能強求人人參與。二要加強分類指導。從規劃指導、信息服務、宣傳促銷、人才培訓等方面著手，加強對鄉村旅游發展的服務，在鄉村旅游產品開發、市場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類指導。但對鄉村旅游的發展不應設定指標，不設固定模式。
3 鄉村旅游促進新農村建設應當注意的問題
（1）正確處理發展鄉村旅游與農村城市化、農民新型化、農業現代化的關系。發展鄉村旅游，要著眼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社會長期全面協調發展，推動農村居住條件和周邊環境的改善；著力提高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積極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構建現代農業體系。發展鄉村旅游一定要注意保持當地農村特色，要防止某些“城市病”向農村蔓延，防止工業垃圾、城鎮污染侵蝕農村凈土。發展鄉村旅游，要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環境提升為目標，既不能把新農村建設等同于旅游新村建設，把新農村規劃簡單搞成旅游新村規劃；也不能因為發展鄉村旅游而把農村建成沒有農業、村莊、農民、特色的所謂新農村。
（2）正確處理鄉村旅游中政府推動與尊重農民意愿的關系。發展鄉村旅游要由政府來推動，要以農民為主體，充分尊重農民意愿。政府推動不是包攬一切，而是發揮政府在規劃引導、統籌協調、分類指導等方面的優勢和積極作用，因地制宜，推動鄉村旅游的整體發展。農民有選擇是否參與鄉村旅游開發以及如何參與鄉村旅游開發的權利，不應該強求一律。要在政府的指導推動下，尊重農民意愿，依靠農民智慧，發揮農民的積極性，促進鄉村旅游的持續健康發展。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9-0176-02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日益提高，農村文化建設和發展已顯得較為滯后。中央提出社會新農村的建設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建設。而傳統文化是新農村文化發展的源泉，傳承和革新傳統文化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需要。
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
關于傳統文化的討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董靖保、王尚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指由中國長期社會歷史沿襲而形成的風俗、道德、思想、藝術、制度、生活方式等物質與精神文化現象的總和，其中大部分以傳統自然經濟為基礎，本質上是一種小農意識的反映，其核心以追求倫理道德為基本出發點，具有典型的封閉求同、消極迷信色彩。表現的基本形式是一種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業文化，是一種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礎上的血緣文化?！盵1]單霽翔認為：“傳統文化產生于歷史過程，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傳統文化形成于民族傳承，帶有獨特的民族色彩；傳統文化成長與當地環境，帶有濃郁的地域特征，因此傳統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現得最為鮮明”[2]趙東海、梁偉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時認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們大致可以從科學技藝層面和倫理價值層面兩方面來加以概述。從科學技藝層面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園林建筑文化、工藝美術文化、喜劇舞蹈相聲等娛樂文化、武術健身養生等體育文化、天文歷法、發明創造及中醫理論等。從倫理價值層面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為君子文化、尚賢文化、謀略文化、恥感文化、禮儀文化、忠孝文化、愛國主義以及人道主義精神等。[3]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的歷史積淀，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傳統文化孕育了中華民族卓越的品格和精神，素塑造了的民族獨特性格，有其豐富的內涵，綿延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反映了中華民族生存方式、思維習慣、理想追求等，承載的民族歷史的思考和人文精神，蘊含著民族偉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二、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現實困境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村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多元文化的沖擊等方面的原因，農村文化建設面臨著諸多方面的問題。
1.多元文化的沖擊
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農村人口私人空間的拓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現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文化觀念逐漸進入農村，沖擊著傳統的農村文化觀念。進程務工人員在融入現代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融入現代城市生活的過程中，由于受物質基礎和原有思想局限性的影響，在對城市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中，大量的庸俗文化也充斥其中，城市的鄰里疏離、人情淡薄等“城市文明癥”也伴隨其行。而在接受和模式現代城市文明的過程中，鄉村文化中的淳樸和精華也逐漸疏離。因此，在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生存空間里，農村的文化生活長期處在原有鄉村文明和現有城市文明的搖擺空間里。
隨著經濟的轉型，西方文化的滲入和擴散，農民的價值觀念和消費觀念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面臨著被改造的命運，物欲和功力逐漸彰顯，“道德失范”被越來越多地關注。
工業化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洗禮、信息化的到來、現代文明沖擊，這些影響滲透到農村社會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在向新農村文化價值觀念轉型的過程中，多元文化的沖擊，農村的文化價值取向面臨著多元和混雜的局面。
2.鄉土文化傳統的淡薄
華夏文明民族眾多，歷史悠久，鄉土民俗文化內容豐富，各具地域特色。有二人轉、海南的瓊劇、花腰鼓等民間的傳統文藝表演，有三月街、潑水節、火把節等民族傳統的節日，有剪紙、泥塑、繪畫等民間傳統工藝，這些傳統藝術、民間工藝、民俗節日等是豐富的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經是鄉村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態。但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這些眾多的民間工藝、民俗等鄉土文化傳統被淡化了，尤其是年輕一代紛紛走進霓虹閃爍的現代城市，熱衷于西方的情人節、圣誕節等，對這些鄉土文化傳統缺乏熱情，逐漸失去了認同感，隨著時代的變遷，甚至傳統的“春節” 、“中秋節”、“端午”等節日，也缺少了那份“味”，找不到當年的感覺。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的居住環境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村落的改造，新的建筑的出現普遍缺少地方文化的內涵，彰顯不了地域特色，在現代化的改造中，實現了鋼筋混凝土統一，也失去了建筑的人文地域特色。
一些傳統的民間工藝、演藝等，隨著旅游的發展，在商品化的過程中，經過市場化的改造，出現了變異，喪失了特色和個性。
豫西泛指河南省西部地區，主要有洛陽市和三門峽市這兩個地級市。豫西地區地形較豫東和豫中來說較復雜，多山和丘陵，主要有嵩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等多個山峰，這些山峰是河南省重要的旅游資源，同時在諸多山地地形中也形成了窯洞這種獨居特色的豫西傳統民居。[1]豫西傳統民居是豫西人民在世代生存中積攢的文化財產，是豫西人民智慧和勤勞的象征，同時是豫西人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體現。豫西傳統民居富含了深刻的建筑內涵和文化內涵，繼承和發展這種特有的文化內涵，對于現代社會的鄉村建設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給現代社會鄉村的建設帶來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1 美麗鄉村生態建設
2013年農業部了美麗鄉村的意見書，要打造具有生態文明的美麗鄉村，營造和諧、美好的鄉村生活環境，還指出美麗鄉村的建設也是美麗中國的建設，由此可見我國對于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重視程度。[2]美麗鄉村生態建設要落實好農業部發出的相關意見，發展生態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營造出一種和諧、美好、恬淡的和諧鄉村環境。美麗鄉村生態建設要以生態經濟建設為基礎，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條件和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以及鄉村人民精神和物質文明的同步發展。
2 豫西傳統民居蘊含的文化價值
我國新農村建設已經開展了有一段時間，僅僅從房屋建設方面來看，可以發現很多地區都缺乏對農村房屋的整體規劃，大多是對城市房屋的模仿，隨意拆遷和改造傳統民居，造成了傳統民居文化的凋零和遺失。為了改變這一現狀，保護好我國傳統民居這一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要傳承傳統民居的文化特色，與新時期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相結合，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建設的共同發展。
傳統民居是我國歷史上出現得最早的建筑類型，蘊含了豐富的人文、習俗等精神文化，也是區域政治和經濟發展情況的反映。傳統民居不僅是我國歷史文化的彰顯，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體現。河南是中原文化的發祥地，也是黃河文化的發祥地，深厚的文化底蘊賦予了河南民居濃重的人文關懷，表現了中原人民寬廣的胸懷和文化內涵。河南分布的民居建筑較多，這些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分為土木建筑和生土建筑。豫西的建筑就屬于土構形態，主要形式是窯洞（見圖1），窯洞的建造是與大地最大程度的結合，為人們提供了舒適度較好且廉價住所，同時保持了自然環境的原貌，是建筑與大地相結合的典型代表。[3]豫西窯洞這種傳統民居主要分布在三門峽地區，最典型的是陜縣廟上村的坑院。該村的坑院歷史年代悠久，最長達400年以上，一些已經被開發為旅游度假村?？釉旱闹饕卣鳛橄虻叵律钔?，橫向開鑿，與我國傳統建筑“堪天道，輿地道”的理念的相符合。具有遠望只能看見樹影，而看不到人家，走進才發現村莊在地平線以下的特點。河南省為了保護這一傳統民居，將其列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民居的文化價值會越來越突現出來。[4]
3 傳承與發展傳統民居文化的意義
3.1 傳承傳統民居文化能夠促進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美麗鄉村生態建設既是鄉村經濟的建設，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建設。經濟建設離不開文化建設為依撐，文化建設也需要經濟建設提供的物質基礎，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豫西傳統民居中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為美麗鄉村生態建設提供了發展理念和經驗，也是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的文化建設，對于美麗鄉村生態建設具有深遠意義。
3.2 傳承傳統民居有利于彰顯地域文化色彩
不同的地區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對生態文化內涵也有著不同的解釋。豫西傳統民居蘊含的文化價值，是豫西人民與自然長期相處中獲得的，也是豫西鄉村建筑文化和自然生態文化的精髓。傳承豫西傳統民居文化可以增加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文化內涵，使美麗鄉村生態建設彰顯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人文關懷，體現出多元化新農村建設要求。
3.3 傳承傳統民居文化有利于增強鄉村凝聚力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農村人口出現了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現象，導致了很多村莊都是空心的，或者留下的都是孤老寡人和留守兒童。這種現象加大了我國鄉村文化的傳承困難，而且加速了傳統特色的民居和技藝的流失，對于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來說也是極為不利的。因此，在開展美麗鄉村生態建設時傳承傳統民居特色文化，能夠喚起在外的人民的共鳴，促進人民的回歸，增強鄉村的凝聚力。
4 美麗鄉村生態建設對于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4.1 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
對傳統民居蘊含的深厚文化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才能在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實現對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了解傳統民居蘊含的深厚文化，是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首要任務，因此要先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豫西傳統民居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是幾百年文化的沉淀與積累，也是豫西人民幾百年來文化特色的彰顯，是經過豫西人民幾百年與自然相處得來的經驗。從此可以看出，豫西傳統民居的形成與發展，是在與自然和諧相處中發展而來的，也是和自然和諧相處中而得以保存的。因此，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也要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在這個理念的指導下，在美麗鄉村生態的建設中可以發現傳統文化中與現代需求相符合的地方，可以將優秀的文化用于新農村的建設中，同時也是優秀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下，形成“以自然為本”的建設思路，采取多種共同發展的措施，建立傳統民居特色文化的應用和傳承體系。[5]自然、純真是鄉村的最大特點，一望無際的田野，藍天綠水下撒歡的牛羊都是鄉村最亮麗的風景。鄉村生態系統處于較平衡的狀態，因此具有較強的自我修復能力，鄉村生態系統通過自我完善和更新而具有維持農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的能力。鄉村這種平衡的生態系統下，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創造了美好、和諧、宜居的自然環境。
4.2 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
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下，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保存特色歷史文化景觀，是豫西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關鍵。不同的區域會形成各具特色的歷史人文景觀，表現出不同的風俗風情和人文面貌。這些不同的文化形態是區域文化特色的延續和發展，營造了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態建設人文環境。因此，打造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對于美麗農村生態建設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種方法：
第一，做好傳統民居保護工作。像豫西傳統民居中窯洞這樣的建筑，流傳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擁有極大的文化價值。就拿豫西陜縣廟上村這個歷史久遠的北方村落來說，人民的生活方式、娛樂方式、語言特點、服飾特點等，都蘊含了廟上村這個古老村落的歷史人文景觀，具有很大的發掘價值。因此美麗鄉村生態的建設要深入了解當地所埋藏的、深刻的文化價值，積極吸收這些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內涵，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建設具有文化內涵的美麗鄉村。
第二，吸收傳統民居文化精髓。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傳統民居特色是不同的，既是獨特的也是多樣的。例如豫西傳統民居所蘊含的特色價值，不同于北京的傳統四合院的建筑，也不同于江南水鄉的青瓦白墻，他們都有自身特有的價值與特色。[6]在美麗鄉村生態的建設中要善于利用這種特色的傳統民居文化，因為他們得以傳承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所蘊含的古老的生態原理，是人們世代傳承的文化精髓。
第三，注入時代精神和內涵。傳統的民居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是古老人民智慧的結晶，但是畢竟是在過去社會環境下所形成的，是過去社會的體現，存在一些與現代社會發展不相符合的地方，因此在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既注重傳統民居特色文化內涵的引用，也要注重時代精神和內涵的注入，使建設出的鄉村與現代社會和經濟相適應。例如豫西傳統民居中對于廟上村坑院文化發展，錯落里共有87座坑院建筑，其中有5座歷史超過了400年，陜縣政府將這5座坑院開發為生態旅游度假村，賦予了這個村落新的時代精神和文化內涵，使其能夠實現古老生態文化與現代生態文化的完美結合。
4.3 發展和諧的鄉村生態文化
發展和諧的鄉村生態文化，既是對傳統民居文化精髓的傳承也是現代生態文化的集中體現。因此，在建設美麗鄉村時既要促進經濟的發展，又要傳承傳統民居文化。不同地域的鄉村要根據自身特點制定出產業發展方式，促進鄉村經濟的整體提升。例如，陜縣廟上村將歷史最悠久的坑院開發為旅游度假村的行為，就是根據自身特點所制定出的經濟發展方式。同時還要建設鄉村文明。在以現代技術為依托的農業生產中，還要實現鄉村資源的優化配置，如發展鄉村綠色有機食品。和諧的鄉村生態文化的發展要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相結合，在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傳承傳統民居文化。
5 結語
文章對美麗鄉村的概念、傳統民居的價值、傳承與發展傳統民居文化的意義以及美麗鄉村對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做了深刻的分析。美麗鄉村生態建設要牢牢把握傳統民居中的生態文化精髓，并注入現代的生態文化理念，切實推進美麗鄉村的生態建設，營造和諧、美好、宜居的鄉村環境，促進我國美麗鄉村的建設，實現我國鄉村又好又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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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夢潔.美麗鄉村建設中的文化保護與傳承問題研究[D].福建農林大學，2016.
[4] 王麗霞.談美麗鄉村建設中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J].山西建筑，2016，4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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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嶺鎮陳雅山村，村民合力把文化禮堂打造成“農耕文化博物館”。館里面有村民捐贈的180多件老物件，有熟悉而又遙遠的犁、鋤、耙、?；\頭、蓑衣，有親切而陌生的紡車、織布機，還有似乎也能從自家老屋翻尋出來的煤油燈、鏡臺、錦格、火把柄、菜油罐、筷子籠……一件件舊時的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在講述著山村悠遠的鄉風民俗。
退休老師余建勛一直義務為汀田街道大典學文化禮堂服務。他認為，鄉村文化禮堂展示的鄉風民俗，不僅讓大家“溫故”―看看過去的生活痕跡，而且要讓村民“知新”―一臺臺手工的、全自動的織帶機，見證了改革開放后當地形成的織帶工業，下一代不但要了解過去的農耕文化，還要了解今日占全國織帶80%產量的當地織帶工業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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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東山街道車頭村文化禮堂，一眼看到的就是介紹浙南近代機械工業先驅李毓蒙的內容。一幅幅圖片和文字懸掛在古戲臺兩側，詳細地介紹了這位瑞安歷史上集發明家、工業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塘下鎮韓田村是改革開放后瑞安市最先富起來的村莊之一。南宋著名學者、永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陳傅良“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在當地影響深遠。韓田村文化禮堂的設計中就體現了這一點，文化禮堂內再現了陳傅良上學時的學堂、拜師的雕塑場景，長廊上圖文并茂地介紹了陳傅良的學術思想、永嘉學派等。
走進湖嶺鎮賈岙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高5.6米、寬1.6米、重20噸的諸葛亮像。據悉，賈岙村是瑞安市唯一的諸葛亮后裔村。在文化禮堂建設中，村里著重打造諸葛亮文化，諸葛姓氏的歷史起源和該村先祖遷移的歷史等也融于其中。
上望街道蔡宅村文化禮堂亮出的歷史名人是對瑞安早期經濟、文化、政治的開發與發展貢獻巨大的蔡敬則。
此外，中國古代教育制度中產生的書院，如今也頻頻被“復制”到文化禮堂建設中，既保留了鄉間原有的歷史文化，又為鄉村的文化禮堂增添濃濃的書香氣息。比如，馬嶼鎮江西村的“養正講堂”之名，就是直接移用于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地方鄉紳虞介宸、虞廷愷等人創辦的民辦學堂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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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湖嶺鎮呈店村文化禮堂，人們就會被極具江南韻味的門樓式長廊所吸引。這長廊古樸典雅，沿墻設置了文字、圖片介紹村史村情、鄉風民俗、杰出人物、文化傳統等。
馬嶼鎮河溪村修葺一新的文化禮堂，保留了原有的傳統建筑古色古香的風格和元素，又新添了文化廊、農家書屋、農耕文化展示廳等。
持續開展“古夢清泉”侗族文化傳承志愿活動
古夢清泉侗族文化傳承志愿團成立于2014年7月，創始人為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優秀校友石賢。她帶領的團隊主要針對貴州從江的侗族文化傳承現狀開展文化志愿幫扶活動，與貴州從江團縣委、縣婦聯合作共建“大學生志愿實踐基地”兩處，以貴州省從江縣西山鎮陡寨村為主要活動地點，創辦“古夢清泉少年侗歌班”，帶領當地留守兒童跟隨老歌師學習侗歌。少年侗歌班項目激起了當地群眾重拾侗歌文化的熱情，被納入從江縣民族宗教事務局“侗族大歌保護項目”。團隊還針對留守兒童問題發起了愛心筆友計劃、援建愛心圖書室、語音故事征集等活動，并通過團隊微信公眾號開展宣傳，受到了校內外愛心人士的積極響應。圍繞侗歌班，團隊還在當地開展了系列公益活動：舉辦公益電影節、給老年人免費攝影、創辦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復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夢清泉創始人石賢組織籌建了從江縣西山鎮民族文化傳習所，讓侗歌和侗族傳統技藝獲得了良好的常規傳承平臺，充分提升了當地的文化自覺和傳承意識。“推動民族非遺走進課堂”實踐團隊指導教師連續6年組織開展過“非遺進課堂”，2021年，團隊與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續開展“館校合作”，推動民族非遺進課堂，內容包括講座、手工藝體驗、文化研討等，并且與學校藝術教育中心合作，開設常態化課程與課堂，開展“名家進課堂”“非遺傳承人走進課堂”，到非遺傳承地開展“實境課堂”等系列活動，在學?！拔捏w增色”戰略中展示了當代大學生的應有擔當。同時還與西部高校進行聯絡，共同開展線上課堂，開展東西部文化交流活動、文化志愿者活動，實現了互動往來與交流，共同促進了非遺文化的繁榮。
挖掘侗族非遺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間，實踐團隊制作了動畫故事《四艾尋歌》?？紤]到嗶哩嗶哩、抖音等視頻平臺的受眾人群大都是年輕人，而他們對機械的、教條的、紀錄片式的短視頻興趣很少，這將不利于視頻的推廣和非遺文化的宣傳。因此我們團隊創新性地使用了較為幽默風趣的PPT動畫模式的短視頻，以盡可能適應社會媒體高速發展、更新換代的特征。在視頻故事制作完成后，團隊利用多平臺實時聯動視頻，在抖音、嗶哩嗶哩的視頻制作和是相互協調配合的，并且與微信公眾號“古夢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為留守兒童開展“云端支教”與捐贈
“云端支教”是實踐團隊探索的創新性支教方式。實踐團隊成員大多來自外國語學院，團隊成員的語言是優勢，所以團隊將民族非遺故事收集起來，簡化成“兒童版”，繼而進行翻譯，在經過反復打磨后，使之成為適應留守兒童的簡單英語，再進行錄制、配樂。每一集原創非遺故事不超過5分鐘，以確保留守兒童能夠“聽得進、聽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識性。“云端支教”還采用了豐富多彩的形式，如錄制一些彈唱的鋼琴曲送給這些小朋友。團隊認為音樂能夠給人帶來希望，也期待貴州的留守兒童能夠感受到音樂和文化的魅力，從而激發其學習的熱情。同時，團隊還面向從江貧困小學開展了有針對性的捐贈。如從江縣西山鎮中心小學期待能夠得到體育用品與配套書籍，團隊便聯系了學校體育部，隨即體育部教工黨支部書記馬肇國老師采購了籃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體育用品寄送給小學，同時還利用自己是網球專業運動員的優勢，錄制了簡易的“網球教程”贈送給了小學的孩子們，表示了對他們認知網球、熱愛運動的期待。同時，團隊還向西山鎮中心小學捐贈了一批民族文化類和通識文化類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區的學生閱讀文化書籍與名著，推動其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加強非遺傳承陣地建設。開展非遺傳承的中西比較研究實踐團隊收集了20個國家和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措施以及政策，在資料收集過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國對非遺的重視，以及采取的良好舉措、文化背景等，這對于視野的開闊、專業的拓展均有益處。筆者始終以批判的眼光從不同視角去看待“抖音”等大眾傳媒，對其優勢與劣勢進行理性分析，繼而對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覺中建立了文化自信。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跨文化研究團隊中的指導教師擔任商務孔子學院教師多年，利用這一優勢，團隊在教師的指導下開展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將“民族的”轉變為“世界的”，從而實現“用文化溝通世界”，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技術創新
實踐團隊所在的南京財經大學擁有經濟、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數據、信息技術等理工學科，其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技術創新有著極大的支撐作用。經調研筆者發現，當前民族非遺要想走出世界，就應將“制作技術”轉化為“傳播技術”，即如何利用大數據、互聯網等“講好非遺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遺產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場、用故事傳承文化，而這也是筆者團隊項目的技術創新之處。實踐團隊的成員中有擅長大數據分析以及VR、微視制作的同學，而且在自身的專業之外，筆者對這些當前和未來的“必備技術”充滿熱情，希望能夠借助對該項目的探索與嘗試，真正實現學科與專業的融合，而這也是未來社會對當代大學生綜合素養的要求。團隊從優秀校友石賢的臥松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著手，開發線上App，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說非遺、講故事、播文化”，探索先進技術融入文化傳播的新方式。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