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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計算機網絡在便捷人們日常生產生活、提高企業生產效益的同時，能夠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基層政府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引導者，自身服務理念和服務水平的高低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整體效益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以創建服務型政府為宗旨，圍繞創新農村社會治理、做好頂層設計是目前政府的核心發展方向。一方面，當地基層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需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充分結合“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建立符合現階段農村群體心理特點和心理需求的激勵評價機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設的制度保障機制，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在運行過程中，還需加快對硬件設施建設和軟件信息平臺整合，從而利用各項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套科學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進而在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從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
2 整合農村信息資源，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綜合化管理目標
經大量科研數據分析可知，目前在電子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計算機網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農村社會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整合農村信息資源，而后建立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是實現現階段農村社會治理綜合化管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前提。從目前來看，在當前農村產業發展過程中，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建立農村社會治理與服務綜合信息網絡，充分發揮農村網格化管理及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提高基層綜合管理與服務水平的主要舉措。從目前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為滿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勞動力紛紛前往城市地區，農村人口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從根本上實現農村社會的高效治理，基層政府機構需以常住、流動、“三留守”人員為主要對象，建立農村人口基礎信息庫和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加強對轄區內特殊人口的重點管理和重點幫助，達到積極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目的，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計算機網絡應用普遍，人們對電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斷提高，故在當前信息化時代，為有效提高農村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基層政府機構不僅可通過采取推行電子村務的方式對農村進行全方位、動態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時還可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力度，以期在引導農民逐步適應電子信息技術某些功能的基礎上，為后期政府人員開展網絡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標上打下堅實基礎。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過“一站式”服務實現農村治理
根據相關數據調查可知，基層政府受傳統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響，內部工作人員在日常農村治理過程中，仍遵循傳統的治理理念，采用傳統的治理手段，極大地降低了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資金的極大浪費，對農村整體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基層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條深受農村人民群眾歡迎的農村社會治理新途徑，需多采取幾種管理方式，然后對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進而選擇出一條最適合的治理策略，為提高農村治理的整體水平奠定堅實基礎。在當前現代化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信息化產業技術作為一種新型農村發展技術手段，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從根本實現農村合理化治理，基層政府機構必須依托“互聯網+”的信息技術，構建加快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機制。一方面，基層政府管理人員需對管理網絡進行細致化分析，在整合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各項基礎數據的基礎上，為信息錄入渠道、溝通渠道以及暢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通過采取構建綜合性、集成式社會治理服務信息平臺的方式，對行政機構不同部門的信息數據庫進行有機整合，從而在確保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業務協同的情況下，通過使用有限的公共社會資源，確保政府充分發揮各項效能。同時，在當前現代化產業發展模式下，基層政府機構通過對傳統農村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賦值結構進行重組和再構，從而通過“一站式”服務模式，為農村治理的科學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堅實基礎，進而為農村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4 依托“互聯網+”技術，推進網絡問政制度化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網絡作為一種信息載體和網絡傳播渠道，在提高基層政府“軟實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目前來看，由于近幾年農村產業建設發展進程不斷加快，網絡使用范圍不斷擴大、使用頻率不斷提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層政府機構的管理難度，進而給農村整體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網絡現代化發展具有一定的雙面性，因此，基層政府機構要從根本上實現推進農村經濟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必須在管理過程中，切實保障信息化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覆蓋農村各個環節，建立健全網格化管理體系。首先，基層政府機構需推進網絡問政常態化、制度化發展，在構建網絡輿論建設的基礎上，借助社會輿論力量對農村實施個性化、主動式公共服務的虛擬社會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層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社交平臺，公開某些黨政建設信息，拉近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距離，從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針對性。最后，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基層政府機構要建立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全局服務的信息化社會治理體系，提高農村社會治理創新建設的針對性和傾向性，覆蓋農村各個環節，為實現動態跟蹤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5 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構建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從根本上實現社會治理信息高速流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對農村社會治理策略進行不斷創新和完善是當前基層政府機構的核心發展方向。同時，在城市一體化發展中，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質量，對城鄉建設進行精細化管理是目前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賦予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變革的歷史使命。簡單來講，城鄉一體化是當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主要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然后對其進行統籌謀劃、綜合研究，以期確保農村地區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進而為其整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發展規劃。換句話講，在當前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基層政府機構要想從根本上實現對農村高效治理的目標，需將城鄉作為一個整體，采取合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為農村城鄉一體綜合化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一方面，在治理過程中，基層政府機構需分別利用城市以及農村各自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促進兩者之間進行優勢互補的同時，為城鄉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針對不同層次、形態、類型的城鄉空間信息管理需求，基層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可通過對城鄉事物的靈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調度，為實現統一管理和彈性擴容目標奠定良好基礎，同時，充分有效解決當前信息管理過程中計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饋等技術難點，通過采取建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相關制度，為實施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打下堅實基礎，進而為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創造良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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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互聯網+”時代智慧治理新內涵
2016 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及“互聯網 + 政務服務”。以“互聯網 +”創新和優化政務服務，推行簡政放權，提升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務能力，這是民之所望，也是施政所向。在“互聯網 + 時代”，政務服務與時俱進，成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條件，也將是衡量國家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的標準。“互聯網+”思維作為一種創新思維方式，一種經濟發展業態，一種價值理念，因此政府如何把“互聯網”思維應用到智慧治理中，實現智慧政府、智慧政務，已成為當前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大問題。
智慧治理也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經濟、人、管理、流通、環境和生活都是智慧治理的內容，梅杰和羅德里格茲 - 玻利瓦爾（Meijer & RodríguezBolívar）對近年來智慧城市的主要文獻梳理后發現，智慧治理至少有四個層面的內容，即智慧城市的政府、智慧決策、智慧管理以及智慧的城市合作。“互聯網+”時代智慧治理中，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成為我們當前需關注的問題。
二、“互聯網+”時代城市智慧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互聯網+”時代，城市智慧治理涉及政府、企業、公眾等多元主體，政府不再是單一治理主體，政府通過“互聯網+”等技術，高效率地實現智慧治理。在智慧治理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已轉變為多元主體的協調者、網絡治理的監督者、法律法規的制定者。
（一）多元主體的協調者
傳統的治理結構主要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單一主體，政府一攬獨大。“互聯網+”時代，通過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微信等新媒體的應用，打破了信息透明壁壘、信息壟斷，企業、公眾可以獲取大量的信息，及時了解政府最新的相關的政策規定動態，參與政府決策的制定，參與政府活動的監督，拓寬了參與渠道，形成政府為主體，企業、公眾相互協調智慧治理的新局面。
（二）網絡治理的監督者
“互聯網+”時代，政府進行網絡治理主要依托網絡平臺，然而網絡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滋生了諸如網絡詐騙、黑客攻擊、傳播恐怖信息、竊取個人數據、網絡賭博等違法犯罪行為，使得公眾對政府不信任，網上政務服務的辦事效率并未達到預計的效果。因此，政府應加強監督，重點監測熱門網站和互聯網企業，給予相關業務指導，提高其安全管理防范能力，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實現網絡治理的安全、高效、便民。
（三）互聯網法律法規的制定者
目前，雖然2016年政府報告中提出了要加大“互聯網+”力度，但具體實施的法律法規還不明確，沒有統一的實施辦法，與現實發展的需要相比還存在立法層次低、立法分散、立法滯后等不足，因此政府應全面落實網絡行政執法責任制，明確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的任務、職責和權限，必須進一步加強網絡立法建設。借鑒國際先進的網絡立法經驗，“加快推動制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互聯網數據管理、個人信息保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等法律、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為實現智慧治理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三、“互聯網+”時代政府進行城市智慧治理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由于政府、企業的信息數據整合度低、分散雜亂，各級政府、各部門不能有效利用其數據資源，跨部門、跨區域由于信息鏈的冗長，上下級信息傳遞延長，延誤了決策的及時制定，必然也增加了治理成本。而“互聯網+” 時代，智慧治理通過新社交如微信、微博、云計算等，使我們步入零邊際成本的社會，它能挖掘城市治理中深層次的因果關聯問題，主動發現解決城市社會治理難題的思路，通過整合政府、社會組織、企業以及志愿者等多元治理主體的資源，精準地從源頭解決問題，大大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
（二）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
政府公共服務“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壟斷性”，使公眾對其服務質量、服務效率及時不滿意，也別無選擇，公眾不能“貨比三家”，無法形成政府服務機構提高服務質量的外部競爭壓力。“互聯網+”時代，智慧治理充分利用線上線下服務資源，推動線上線下互相融合，實現數據信息資源共享，簡化政府辦事流程，便利公眾，讓群眾少跑路，數據多跑路。
（三）有利于提供精準化的個
“互聯網+”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多元化、個性化問題將越來越突出，如何提供符合居民個性化需求的服務務成為基層政府面臨的新問題。“互聯網+”時代，智慧治理中，政府所面對的服務對象是一個個風格迥異的服務對象，其公共服務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政府應通過線上線下服務，公眾的網上渠道反饋，及時獲取公眾的公共服務的要求，不斷改善服務質量，智慧提供精準化的個。
四、“互聯網+”時代政府智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徑
（一）樹立協同合作的智慧治理理念
“互聯網+”時代，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的應用，打破了信息界限，促進了信息的高度融合，在智慧治理中，社會需要的不是主導一切的政府，而是一個倡導、動員和推動跨政府組織邊界和跨政府、社會與市場邊界開展合作的政府。安提洛克（Anttiroiko）等人認為作為一個重要的未來趨向的智慧治理，它有潛力把新技術、社會系統和生態關懷整合起來，但是，智慧治理若要成為現實，還需要一個整合的或整體的視野與路徑（Anttiroiko，et al.，2014：323）。只有樹立協同合作的觀念，改造政府原有行政流程，才能促使政府、公眾、企業，社會組織相互形成協同、便捷、高效的服務局面。
（二）鼓勵公眾積極參與智慧治理
“互聯網+”時代，借助計算機、網絡、APP等信息技術手段，政務服務能實現超越時間、空間和部門等分隔的限制，政府應積極對現有信息系統進行改善，增加政府移動數據接口，公眾通過微信、微博、政務APP等移動設備，多渠道的通過文字和圖片進行信息傳遞，還可通過語音進行業務咨詢，及時反饋政務意見與建議，促使政府全方位地向社會提供優質、規范、透明、便捷、人性化的服務，實現智慧性治理。
（三）加強培養“互聯網+”高端人才的開發與應用
在“互聯網+”時代下，政府應大力培養“互聯網+”高端人才。建立專門的“互聯網+”工作領導小組，建立定期研究制度，協調和推進“互聯網+”工作小組。政府要加強對大數據相關產業在政策上給予支持，建立以企業為核心的“互聯網+”產業。實行鼓勵機制，加大財政投入，鼓勵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以及企業聯合開展創新產業技術的研發，增強技術創新能力，不斷開發智能產品。
參考文獻：
[1]童楠楠，竇悅，王建冬. 當前中國互聯網治理應堅持的八條原則[J]. 電子政務，2016，160（4）.
[2]龍雙喜，周四平. 網絡政府治理模式構建路徑分析[J].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4，30（2）.
中國互聯網20年發展報告分十一章節：
一、中國互聯網波瀾壯闊的20年
回顧中國互聯網發展的二十年歷程，總體上經歷了基礎初創期、產業形成期、快速發展期，而目前正處于融合創新期。
二、互聯網成為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重大公共基礎設施
體現在四個方面：寬帶網絡規模建設水平國際領先；骨干網絡持續演化升級；應用基礎設施快速發展；互聯網關鍵資源擁有量大幅增長。
三、中國互聯網技術產業實現創新跨越發展
體現在三個方面：網絡技術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智能終端制造業加快趕超；新技術應用不斷培育形成新業態。
四、互聯網加速經濟轉型升級
中國全面推動互聯網與經濟的深度融合，基于互聯網的融合發展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電子商務引領互聯網經濟發展，網絡零售交易規模躍居全球首位；互聯網信息服務創新活躍，移動互聯網成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加速器；“互聯網+”驅動產業融合發展。
在“互聯網＋”驅動產業融合發展方面，報告中提到，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不斷驅動線上線下(O2O)互動融合，旅游、租車約車、餐飲外賣等服務業基于O2O模式的產品種類和服務形態日益豐富，O2O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最活躍的領域。
并且，余額寶、百發在線、微博錢包、微支付、京保貝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個體網絡借貸(P2P )、眾籌等一批新興業務，降低了金融服務的門檻，豐富了人們投融資渠道和方式。
五、互聯網有力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中國注重利用互聯網的普惠、便捷、共享特性，加快推進社會化應用，體現在：電子政務打造在線政府；互聯網推進優質教育資源社會共享；互聯網推動醫療健康服務精準化、個性化；互聯網促進人的均衡發展。
六、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繁榮發展
中國大力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激發正能量、弘揚主旋律，這表現在：網絡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國特色網絡信息傳播格局基本形成；互聯網傳播力影響力明顯提升；互聯網積極傳播中國聲音。網絡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蓬勃發展。
七、網絡安全保障能力持續提升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中國堅持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在推動互聯網發展的同時加強網絡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網絡安全制度體系日益健全；網絡安全技術產業體系初步建立；網絡安全防護能力顯著增強；學科建設不斷加強、網絡安全意識明顯提高。
八、網絡空間法治化加速推進
中國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加強網絡立法，嚴格網絡執法，引導全網守法，并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努力：互聯網法律法規不斷健全；網絡空間生態治理規范有序；網絡法治意識和網絡素養明顯增強。
九、互聯網治理體系在探索中逐步完善
中國高度重視互聯網治理，不斷調整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表現在：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調整完善；政府引領、多方參與治理模式初步形成；積極參與全球互聯網治理。
十、互聯網發展的中國經驗
在專業的公共管理領域里，變社會管理為社會“治理”是近幾年的事，體現出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職能和角色的變化。與以往的管理理念不同,社會治理集中地把政府的職能重點轉移到政府、公民、社會組織等各個方面的社會角色在公共服務中的合作性關系，表現出將社會的管理權從政府集中走向歸屬于社會的發展方向，在這一重大的職能轉變中，互聯網在當今和日后的以社會治理為重點的公共服務活動中已開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對于人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重所具有的愈加重要的地位，如何將移動互聯網的多功能與迅捷性與社會公共服務日常工作相結合，考驗著政府和相關領域技術人員的智慧和創造力。因為，移動互聯網在信息傳播和日常通訊中的顛覆性技術革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使信息傳輸、獲取信息的時間和地域更加碎片化、靈活化，互聯網終端在操作和獲取上更加智能化、互聯網技術應用平臺更加集成化。這些新特征都使得百姓的工作和生活、社會組織的日常運作和政府的，需要應對隨著互聯網的技術在改變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日益重要而產生的新溝通手段和新的信息平臺等變化。有效地運用互聯網微信客戶端，信息并與媒體和各大門戶網站進行溝通，對百姓的需求進行有效的傾聽，制定出滿足公眾需求的公共服務產品。
二、未來互聯網信息技術對于公共服務治理的發展趨勢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指示精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以計算機技術作為主要推動力量的互聯網先進技術水平的支持和應用,把互聯網的應用和發展與政府的制定社會公共服務的各個環節進行支持和融合,在民聲溝通，信息和政策服務對接等各個方面進行有效的改進和升級，提升公共服務的技術基礎和管理水平,真正以互聯網+公共服務的模式推動社會公共服務發展的未來趨勢，,更好地推動和開展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現有的社會公共服務模式進行考察和經驗借鑒來看，完善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與現代城市社會的方便和發達，安全和穩定密不可分。對此，政府為公務人員應早日培養和完善基于計算機技術領域的互聯網思維,改善以往自上而下的政務應對與處理模式，變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為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以往社會公共服務那種基于政府主導的單一的，缺乏信息技術手段作為輔助作用的非智能的，紙媒文件為主導的傳統治理模式向政府與社會組織多元化，辦公與社會溝通網絡化、操作和管理模式智能化。目前，我國正處在互聯網發展的上升階段，各個社會生活領域都在深受互聯網的影響和發展，在行業內產生運作方式和管理模式的變革。最突出的體現在物聯網領域和大眾傳媒領域，網上商城逐漸超過和取代傳統百貨業，網絡媒體和網劇取代電視節目的趨勢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一次，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政府相關部門也應該作出迅速的反應。利用互聯網傳播平臺和數字管理系統，輔佐政府的日常公共服務，必將對現代政府管理產生深遠影響。借助"互聯網+"對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進行智慧化創新，不僅能夠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更可以更好地改善政府工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節省公共資源，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部門在稅收領域獲得的資金資源，從而有效提升社會公共服務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互聯網已經步入了千家萬戶，融入了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時深刻的改變了社會資源的組織和分配方式，而“互聯網+”這一概念的崛起，更是證明了互聯網已經成為了我國的一項重要基礎設施，是當今中國任何經濟和社會領域改革都不可忽視的背景之一。因此，如何將互聯網技術有效運用到社會公共服務中，對于節省公共開支，方便政府及社會組織的日常工作，增進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具有重要作用。日后，在互聯網技術與公共服務管理系統進行融合發展的道路上，還要從技術研發和政府思路創新與百姓的關注和認可度上進一步提升和發展，開創互聯網與政府公共服務進行技術融合的新局面。
作者:趙紅平 單位:沈陽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1]周民,呂品.“互聯網+”政務外網——新時期國家電子政務外網發展思路[J].電子政務.2015(08)
2015年12月18日下午，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圓滿閉幕之際，經大會高級別專家咨詢委員會提議發表的《烏鎮倡議》，集中反映了有關各方推動網絡空間建設、發展和治理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愿望和責任，被譽為“互聯網歷史上的里程碑”。
縱觀《烏鎮倡議》提到的五個方面，“加快網絡發展普及”“促進網絡文化交流”“共享網絡發展成果”“維護網絡和平安全”“推動網絡國際治理”，既是世界各地網民的期待，也是互聯網繼續發展的需要，還是互聯網發展的趨勢。大道至簡。《烏鎮倡議》簡單明了地描述了互聯網的未來，指出了國際社會對待互聯網應有的態度，為促進互聯網健康發展貢獻了杰出智慧。
具體而言，加快網絡發展普及，是互聯網進一步發展的基石，“確保互聯網技術能在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得到更廣泛應用”，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促進網絡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需要；共享網絡發展成果，無論是對全球的發展還是對各個國家的發展都是有利的，是多贏之舉；維護網絡和平安全，是互聯網健康發展的基礎，如今網絡和平安全日益受到挑戰，哪個國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推動網絡國際治理，是互聯網生存和發展的根本舉措，只有真誠合作，互聯網才有未來，人類才能從運用互聯網中得到更多的實惠。
正如千年古鎮烏鎮可以親密擁抱現代的互聯網一樣，穿越時空，我們也能看到，《烏鎮倡議》高度契合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脈絡。網絡作為先進的生產工具，必然會得到普及的，正如各國對先進生產工具的使用有先后，但最終先進的生產工具普及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就是文化融合的過程，網絡文化交流也不例外，速度會更快。人類社會發展成果，因為共享而彰顯價值，網絡發展成果得到共享必將是人類社會共同的選擇。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從沖突戰爭逐步走向和平安全的，網絡和平安全才符合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加強國際社會治理越來越成為共識，推動網絡國際治理，是網絡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
《烏鎮倡議》描繪的安寧祥和的場景，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并不難實現，而要在國際社會實現目標，還存在一定的難度。究其原因，從根本上說，所謂的“國家利益”成了互聯網造福人類的障礙。當一個國家或者幾個國家從自身狹隘的利益出發，企圖像過去那樣，把互聯網當作私有工具，就不會真心支持互聯網在全球的發展。互聯網已經將人類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國際社會放下成見，圍繞《烏鎮倡議》共同行動，方為上上策。讓我們一同見證《烏鎮倡議》開花結果。
中圖分類號：F27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5）12-004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2.10
2014年3月11日，根據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務院的有關要求，銀監會在各地轉報的推薦試點方案中擇優確定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方案[1]。有10家民間資本作為發起人參與其中，其中以騰訊、阿里巴巴兩家互聯網企業作為互聯網民營銀行的發起人尤為引人關注。以互聯網為主要手段和工具，全網絡化運營，不設物理網點，不做現金業務，提供具有網絡特色的金融服務和產品。互聯網技術的核心在于大數據的運用，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是銀行實現金融安全和穩健發展的重要基礎，在“互聯網+”的產業形態下，銀行業的公司治理也勢必呈現出新的特征。
一、大數據對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的影響基礎
（一）公司治理的理論概述
公司治理對商業銀行穩健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公司治理理論的根本問題是公司的本質和目標，這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法系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以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和公司契約理論為主要學說，另外還有團體生產理論、公司理論等新近理論成果[2-4]。公司社會責任理論是相對于股東利益至上原則（shareholder primacy norm）而言的。該觀點認為，隨著現代公司企業的發展，公司應被視為最大限度保護和實現包括股東在內的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之利益的組織體系或制度安排。公司契約理論則認為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而董事的義務是使股東利益最大化。外部人利益只是一種外在性（externality），亦稱第三方效應（third-party effects），更宜通過成本“內部化”實現對外部人利益的保護。
時至今日，兩個學說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①，但銀行業本身具有高杠桿率、高風險性和外溢性，無論是立法思想還是實踐中均較為傾向于承認商業銀行治理目標應包含“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2010年10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在最新的《加強銀行公司治理的原則》中規定“銀行除了應對股東負責外，還要對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利益相關者”包括“監管機構、政府、債券持有人和存款人等”。
（二）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分析范式
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結構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的體系結構，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等機構的地位、功能、作用和權力配置，明確股東、董事、經理和其他利益相關人之間權責分配，規定公司的議事規則和程序，以及監督公司經營的監督機制；二是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的目標實現，主要指公司利益的指向。根據現代公司法的發展，社會責任融入公司治理，需要處理的利益關系包括股東利益、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以及非股東的公司參與人的利益保護。
根據制度經濟學交費費用的分析范式，制度具有減少交易費用的作用[5]。威廉姆森認為經濟制度的主要目標和作用都在于節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分為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6]。不同的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制度會導致不同的交易費用，一個好的制度會降低交易費用，而交易費用的降低亦會促進制度的不斷創新[7]。因此，這一分析范式的的基本思路可歸納為：交易之特性――交易費用最小化――可采的治理結構――實證研究。具體而言：一是分析大數據模式下互聯網民營銀行交易模式、大數據、商業銀行行業的特點等方面；二是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結構作為一種秩序治理制度的影響因素；三是受大數據模式影響的互聯網民營銀行的公司治理制度的交易費用的變化預測；四是通過實證進行比較制度分析。
（三）大數據對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的影響因素
從2014年選定5家民營銀行的試點方案，到2015年相繼正式批準5家試點銀行開業，騰訊和阿里巴巴兩家互聯網企業作為首輪參與的民間資本的優勢在于：一是互聯網金融在吸攬小額資金上的優勢，二是兩家互聯網企業在發放小額貸款方面積累的業務經驗。大數據對互聯網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產生影響因素的分析，需借助物理上的“耦合”（Coupling）概念①，借以指代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通過各種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從而聯合起來的一種均衡狀態。這種良性互動體現為相互依賴、相互調和、相互促進的動態關聯關系。通過耦合理論，可以發現大數據的特殊經營模式和互聯網民營銀行的公司治理具有四個維度的契合點：大數據模式、互聯網民營銀行的行業特點、互聯網民營銀行的經營特點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基本影響因素。
第一，大數據模式具有四大特點（4V）：體量（Volume）、速度（Velocity）、多樣性（Variety）和價值（Value）。體量是指大數據之“大”，大數據模式的數據庫存在海量信息且不斷處于更新之中；速度是指大數據之“快”，大數據模式之快，更新快、運算快、分析快、結論快；多樣性是指大數據之“繁”，數據來源呈現多元化，可為瀏覽記錄、購買記錄等，甚至可細化從網頁瀏覽、懸停的時間分析客戶的偏好；價值是指大數據之“質”，數據即信息，信息即價值。
第二，互聯網民營銀行作為商業銀行的一種，亦存在資本結構的復雜性、風險的集聚和外溢性的行業特性。
第三，互聯網民營銀行的經營特點為差異化市場定位，主要服務中小微型企業。互聯網民營銀行獨特的市場定位，其針對性的服務導向能使其發揮獨特作用。
第四，公司治理機制可分為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主要為一個核心機制、三個主要機制缺一不可。核心機制即為董事義務制度，謀求董事獨立性和負責性兩個價值目標的平衡，而三個主要機制為法律規則、市場約束和社會道德。
二、大數據對互聯網民營銀行治理結構法律影響的三層維度
互聯網民營銀行作為一種新型的商業銀行模式，以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的運用為基礎，以低成本高效率為服務質量，以數據挖掘為基本方式，矯正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供需失衡，從而實現民間資本在銀行業進行合理資源配置的根本目標。大數據對互聯網民營銀行治理結構的影響可以通過三層維度分析。
（一）資源配置角度：足夠的用戶群體、用戶亦客戶與復雜的股權結構、小資本控大資產的耦合
互聯網民營銀行存在復雜的股權結構，負債規模遠大于股權規模。這種高資本杠桿率、流動性管理難等特點使互聯網民營銀行處于小資本控制大資產的境地。大數據模式使互聯網民營銀行依托成熟的互聯網平臺，使龐大的用戶群均成為潛在的客戶群，直接接觸需求市場。同時，互聯網民營銀行能夠合理引導民間資本，也有利于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一直以來，民間資本經過改革開放得到迅猛發展卻礙于投資渠道有限，民營企業已逐步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卻難得充足的信貸融資。民間資本游離于正規的金融體系之外，處于內發無序的狀態，稍有偏頗便觸雷池。2011年浙江省溫州市許多中小企業主為逃避民間高息借貸而跑路的現象，就是民間資本沒有得到合理的引導和配置，導致金融體系不穩定的突出表現。另一方面，用戶群體的龐大亦會由于互聯網的無界性，使互聯網民營銀行的債權人具有分散性，使得股東與債權人利益的調和需要加大制度成本。因此，這一組耦合關系在交易費用的分析范式中表現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整體法律規制的成本。互聯網緩解區域的不平衡發展，使不論哪個梯度的區域均能直接引進先進技術，實現地方競爭的反梯度推移發展。同時，信息滲透到各個產業的各個環節，利用信息的不斷交換減少實體經濟的冗余，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秩序是創新必要的前提，但秩序的可預測性往往使其缺少內生性的創新源泉。互聯網在激活產業創新的同時，也在與秩序的博弈中探索制度本身的創新，并且以此過程往復作用，循環發展。在這一角度上而言，民營銀行的公司治理實現法治必須為金融創新和發展留白。
（二）信息對稱角度：海量的客戶信息、數據與矯正的供需結構、差異化市場定位的耦合
銀行本身就是信息不對稱的產物，而信息獲取是主要的交易成本。作為民營銀行和互聯網技術相結合的互聯網民營銀行，其核心優勢之一，就在于可以減少信息獲取成本。在交易前的階段，互聯網民營銀行依托成熟的互聯網平臺（比如電子商務平臺），已然積累了海量的客戶信息數據。以阿里金融為例，客戶數據就包括電商平臺的交易數據、信用記錄、客戶評價等內部數據，以及納稅記錄、征信記錄等外部數據信息。互聯網民營銀行通過互聯網技術挖掘分析龐大數據庫的信息，得出一定的邏輯和規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資金供需失衡。在交易階段，互聯網民營銀行的信用評級和貸款管理可由數據的量化模型進行自動化的分析，有效迅捷地甄別企業資質，提供具有針對性的貸款方案，形成高效率的存款吸收方案。同時，互聯網民營銀行能夠促進銀行業間競爭，提高銀行服務質量。互聯網民營銀行以市場為導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于國有銀行長期壟斷地位導致的服務質量不高、服務效率較低等現象，促進多層次、多規模、多所有制的金融機構并存競爭，產生“鯰魚效應”，倒逼既有的銀行金融機構提高服務質量，深化銀行業體制改革。在這一角度，互聯網民營銀行有利于降低由于銀行業壟斷導致的社會成本。因此，這一組耦合關系在交易費用的分析范式中表現為：互聯網民營銀行通過差異化的市場定位，以海量數據庫為基礎，緩和信息不對稱，矯正資金供需結構。信息獲取的交易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降低，但需要防止互聯網民營銀行過于追求利益，導致過度的冒險行為。對于互聯網民營銀行的監督成本應相對提高，必須在治理目標中體現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宏觀治理目標。
（三）技術變遷角度：獨特的互聯網技術、便捷又迅速與全新的信用體系、實時化全息化的耦合
信用體系作為互聯網民營銀行外部治理的社會基礎，對于交易費用有重大影響。一方面，信用體系可以有效減少交易費用，在達成契約、執行交易和監督合約等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信用體系會通過影響“市場半徑”影響交易活動①。信用體系構建的成本取決于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以阿里巴巴為例，阿里巴巴作為互聯網民間資本參與首批互聯網民營銀行的建立，核心競爭力就是基于長數據鏈的信用體系，數據鏈越長信用風險越低，信用體系越完備。對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引入互聯網數據模型和在線視頻資信調查模式，通過交叉檢驗和第三方檢驗。這種新型的信用體系具有實時化和全息化的特征，前者依托于互聯網技術的快速，而后者是互聯網海量數據的體現之一。因此，這一組耦合關系在交易費用的分析范式中表現為：信用是銀行業發展的基石，對于新生的互聯網民營銀行而言更是維系發展的動力。互聯網民營銀行的治理機制需要完善信用體系的支持和監督，而形成這種信用體系需要投入龐大的企業資本和社會資本。民營銀行推動資金融通，助力兼顧銀行業的法治保障和金融創新，其開放性、包容性和創新性的特點能使互聯網民營銀行提供更多惠及各方的公共金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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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主要分析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社會影響。而新近的調查發現,我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差距超過信息差距的總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間存在顯著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而且還呈現出加劇的傾向。需要從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需求與認知能力出發,結合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模式與特征,探討治理差距的對策職稱論文。
本文首先區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不同層次。在此基礎上,具體闡述我國城市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狀況與成因,以促進就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為目標,明確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具體情境,提出分階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層次
雖然已有文獻尚未明確劃分其過程的層次性,但可以從中發現,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獲益能力差距三個層次。
2.1 第一層次接入差距
以歐盟的互聯網調查和美國商務部的系列調查為代表,許多研究根據創新傳播理論分析了互聯網接入的發展過程。研究發現一國的不同社會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時刻、飽和率水平都有顯著差異,可以用圖1所示的分層模型來表述:
群體A屬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國最先接入互聯網的群體,該群體中的個體接入比例最高;群體C是信息貧弱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起始時刻最晚、群體中僅有較低比例接入互聯網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層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能力包括基礎性技能、結構性技能兩個層面。基礎性技能即對網上文獻的閱讀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過基礎教育取得的;結構性技能是使用互聯網收集信息、加工數據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類軟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礎性技能之上,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培訓與學習取得。參與網絡游戲、瀏覽網頁與設計圖文、開展網上交易之間的技能差別是顯著的。基礎性技能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結構性技能持續變化。
2.3 第三層次獲益能力差距
互聯網使用能力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輔助下,形成獲益能力,即運用互聯網支持工作、改善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會中生存的一種戰略性能力。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為互聯網使用能力、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獲益能力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獲益能力差距最難以縮減。由于掌握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條件下,圖1中的群體C從互聯網使用中獲得的收益也低于群體A和B:
3 我國城市互聯網領域的信息差距現狀
3.1 我國互聯網發展模式與信息傳播特征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建立在政府推進和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務組織一用戶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務體系。自2005年后,我國互聯網快速普及,正處在快速擴張初期,開始向農村滲透。2009年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網民3.84億,成為人口最多的網民國家。區別于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產生了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方式創新。除電腦之外,手機、游戲機、電視機等,都已具備網絡接人能力,手機和電腦共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互聯網隨身化、便攜化趨勢日益明顯。持續更新的互聯網媒介,推動了我國信息傳播向分眾化、個人化方向發展。
3.2 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
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主要包括城市戶籍的無業與失業人員、在業低收入人員等以及農民工兩類。
3.2.1 城市互聯網接入差距
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關于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2008～2010三年中,我國總體互聯網接入率在持續增加,網民城鄉結構對比基本沒有變化;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率遠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農民工的接入率明顯低于城市戶籍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聯網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廣州和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聯網使用差距。以互聯網發展全國領先的北京市為例,包括流動人口、郊區農民在內的各群體的信息化水平可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別是9%、37.6%、53.4%。各群體之間在收入水平、電腦擁有率、互聯網接入、上網時間長度、網絡應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較大。高端群體網絡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廣泛使用電腦和網絡,平均每周上網時間超過30小時,網絡應用水平高;中端群體電腦擁有率超過五成,網絡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網時間13小時;低端群體電腦擁有率低,幾乎不能上網、沒有郵箱。占人口半數以上的低端群體包括城郊農民、下崗與無業人員、殘疾人、家庭婦女以及農民工,傳統媒體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雖然缺乏國家層面的量化數據,北京市的互聯網應用結構作為一個參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數量以及該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互聯網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聯網獲益差距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網絡應用產生的價值很有限。在我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制度環境缺乏穩定性、組織機構快速變遷、個體流動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服務需求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務等方面,而利用互聯網提供上述服務,在我國仍處于初始階段。第24次CNNIC互聯網調查指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群體因回避社會現實而上網的傾向,超出主動的互聯網應用,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企業管理人員等則與之相反;農民工與辦公室職員在網上教育、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應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聯網調查發現,與我國整體網民相比,手機網民中農民工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機上網中使用率最高的應用是聊天,達到71.5%,信息貧弱群體從互聯網應用中獲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國城市互聯網差距成因與治理
4.1 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個體層面,低教育程度、職業狀況、收入水平以及對互聯網的有限認知是我國城市互聯網接人與使用差距的四個主要成因,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對產生互聯網獲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CNNIC歷次調查發現,個人不上網的兩個主要原因依次為:缺乏上網所需的技能、不具備上網條件。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從事低收入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幾乎沒有在崗位上獲得信息技術培訓,制約著該群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我國市場化定價的互聯網接入費用每戶平均77元/月,網吧上網費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聯網調查),網絡接入價格占收入水平較高。城市戶籍的信息貧弱群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農民工,但是也難以支付市場化的信息技術培訓和網絡接入費用。信息貧弱者獲取信息的途徑以先賦性社會關系為主,鏈合關系短缺,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薄弱,難以通過使用網絡獲得利益。
在社會層面,農村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設施的難以獲得性,是造成農民工、城郊農民這兩個細分群體低接入率的兩大外部主因。信息資源供給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獲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貧弱群體對信息服務的類型和定價決策以及信息內容和傳播形式沒有實質性影響,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求的信息資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這一群體的就業、學習、生活事務。4.2 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政策視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質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動,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與公共衛生、社區服務等,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公眾的深度參與。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數量龐大,與其他群體間存在較大的互聯網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進程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在缺乏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現存差距將會加速擴大,互聯網差距會與既有的多種社會分化相互滲透,導致信息貧弱群體難以參與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的社會活動,加劇這一群體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面的劣勢。
已有研究發現,僅采用技術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聯網基礎設施、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提供網絡技能培訓等技術性措施,不足以縮小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關政策設計開始轉向社會性視角,在采用技術性政策措施的同時,從信息貧弱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發展障礙出發,通過社會政策,向這一群體賦權,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業政策與信息化政策等多個領域,需要提高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職業技能,增加其社會資本,完善公共服務,使這一群體獲得更多利益。一個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建立一個社會矯正機制,縮小我國城市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貧弱群體的就業與生活狀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5.1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戰略目標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社會基礎還較為薄弱。本文認為,我國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目標應具有階段性,以提高接入率為基礎,設定近期和長期目標,見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對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可獲得性。應加強城市公共網絡端口建設,將學校、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接入互聯網,使信息貧弱群體能夠接觸網絡。建議以民政部門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各地區的社區學習中心為依托,通過社區、居委會統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向各類信息貧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獻電腦、免費或低收費網絡服務;各地區應探索將城市公共網絡資源向農民工開放的模式,改善他們對網絡的獲得。應融合網絡與傳統媒體,整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資源和服務,向信息貧弱群體提供多樣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聯網使用技能與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化培訓存在多方投入、多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應鼓勵信息技術培訓機構、用工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開展就業支持計劃(例如國務院扶貧辦的雨露計劃)的政府部門進行合作,結合就業需求(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業)設計教學內容,使信息貧弱群體通過培訓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強這一群體在就業市場上的靈活性。
5.2.2 長期的治理措施
強化信息化的社會基礎。應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根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握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本土產業技術創新形成包容性空間,繼續推進信息無障礙標準,增強縮減信息差距的技術基礎;借鑒國外經驗,重視全民信息技術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際傳遞。
提高信息服務質量。采取措施促使各類信息服務主體承擔社會責任,要求電視、廣播、報紙、雜志、中文網絡等媒體對信息內容加強自律管理,創建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要與認知能力的信息內容。重點是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提高公共信息服務的用戶導向性,使城市信息貧弱群體能夠獲得關鍵性的公共信息服務。
東道國巴西則積極推動在多利益相關方框架下對國際互聯網進行治理。在巴西力推簽署的大會成果文件，即《全球互聯網多利益相關方圣保羅聲明》中，對多利益相關方治理進行了闡述：即互聯網治理應建立在民主、多方利益相關的基礎上，需要確保包括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技術界、學術界和用戶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且這種參與應當有意義、并且是負責任的。鑒于在互聯網治理框架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中國、印度、俄羅斯、伊朗、古巴、印度尼西亞、沙特、厄瓜多爾等國家沒有簽署大會最終聲明。
值得關注的是，在本次大會上，中國的互聯網治理模式引起了輿論的關注和積極評價。中國代表團在會上表達了中國政府對全球互聯網治理的看法和立場，即“互聯網治理應該遵循聯合國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承認和尊重各國在網絡空間的，包括根據本國信息技術發展水平、語言文化，按照本國廣大民眾的意愿，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依法管理本國信息設施及本國領土上的網絡活動，依法保護本國信息資源免受威脅，保障公民合法利益”。有國外輿論評論認為，中國支持的是以政府為代表的多邊主義，不認可會上提出的多利益相關方參與的互聯網治理方式。
網絡執政能力作為衡量黨和政府執政水平的新標準，是新時期執政黨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互聯網這一時代背景，離不開互聯網的技術支撐，離不開互聯網作用的發揮。因此，利用互聯網加強國家治理，通過提高網絡執政能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執政黨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一）網絡執政的時代要求
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化、信息化程度已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和特征，直接關系到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在新時期，合理利用、管理、建設互聯網，利用互聯網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時展的必然要求。
⒈網絡執政能力體現了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帶來了眾多新問題，如虛假信息的泛濫、不法行為的蔓延等。網絡執政延伸了黨和政府治理國家的傳統邊界，因而網絡治理是國家治理首要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同時，治理主體的多元融合、治理理念的民主公正、治理方法的科學高效、治理機制的縝密協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和方向。互聯網為普通公眾搭建了參政議政的平臺，為民主政治搭建了深入發展的平臺，為共享共治搭建了科學決策的平臺。互聯網自身具備的特點符合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要求，能夠調動社會各領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形成多元治理的強大合力，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條件。
⒉網絡執政環境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帶來了新機遇。近年來，黨和政府已經把互聯網作為重要的執政資源，目前，已經形成了由中央級新聞網、地方級新聞網、傳統媒體網和商業門戶網組成的網絡傳播系統。同時，網絡問政平臺、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新的公眾服務信息平臺的搭建也進一步拓寬了政府與公眾溝通的渠道。這種多層次、全方位的網絡政務平臺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黨和政府全面、權威、系統、及時地宣傳各項方針、政策，推動政務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另一方面，有利于公眾表達訴求，參政議政，促進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保障公眾的參與權，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可以說，網絡執政的現實運用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⒊網絡執政風險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面臨的新挑戰。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使黨的執政環境和執政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信息來源的多元化、信息傳播的便捷化、網民身份的虛擬化、網民參政的非理性化等。信息來源的多元化挑戰著官方的話語權， 網民身份的虛擬化帶來了參政非理性的可能，直接弱化了網絡問政的價值，而互聯網的自由性和開放性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沖擊也不容小覷。這些現實表現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我國的網絡執政安全。
（二）網絡執政的現實要求
在成為國家級戰略的第二年，“互聯網+”首次加到了政府服務上。今年全國兩會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這被視為運用互聯網思維與互聯網技術重塑政府的重要部署。
我們常說互聯網的重要特征是去中心化，本質上其精髓在于普惠與平等。互聯網時代的政務，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民求官辦事的舊有范式，而是通過互聯網實現共享、共贏的新型范式。通過服務范式的轉變，促成公共管理思維隨之轉變。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就是放權給市場和社會的歷程。隨著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和國內改革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國際國內因素都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要求。本屆政府上任伊始，就亮明簡政放權決心，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簡除煩苛，禁察非法”、“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等真切之語，傳達堅持不懈推進職能轉變、提高效能的努力。轉變職能，即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