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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工業經濟時代，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主要依靠農業，民族工業基礎薄弱，沒有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經濟結構呈現出單一化、畸形化的特征。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則獲得了較充分地發展，國內市場日趨飽和，急需向海外擴張其原料和銷售市場。于是，發達國家大力提倡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在原則上要求國際貿易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因此，發達國家可以將其工業制成品銷往廣大的落后國家，以實現其經濟擴張；而落后國家只能生產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經濟結構無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經濟發展將始終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這種不對稱的經濟發展要求下，發達國家往往會倚仗強勢，大力推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剝削和掠奪落后國家的經濟資源，摧殘和扼殺其新興工業。在這種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和發展利益將無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對特殊的歷史背景，發展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保護民族工業的思路和口號。保護貿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可，成為其在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中的必然選擇。

通過對本國民族工業進行保護，民族工業的建立和發展獲得了一定的空間。生產力水平獲得實質性的提高。保護貿易政策使落后國家固有的、靜態的、結構水平低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創新的、動態的、結構水平較高的比較優勢，這體現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保護貿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須具備的社會歷史條件

貿易保護有利也有弊，因而實施貿易保護就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問題。貿易保護所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包括：一是減少眼前的貿易機會和貿易中的比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業中的低效率。要使貿易保護政策得以有效實施就應該使其保護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實施保護貿易政策應該具備以下兩個社會歷史條件：一是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在此歷史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會受到地域和時空的局限，比較利益無法得到充分地體現，因而可以從客觀上降低貿易保護的成本。在工業經濟時代，由于信息技術較落后，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落后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所損失的比較利益也是較為有限的。而通過貿易保護能夠使落后國家獲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種長遠利益會彌補并超過近期保護所付出的代價。這體現了落后國家在其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選擇貿易保護的合理性。二是工業落后，國內生產力水平低下。貿易保護政策主要是為了保護生產力水平極其落后的國家建立和發展民族工業，在這點上貿易保護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隨著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貿易保護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邊際成本則會不斷上升。這是因為貿易保護難免會導致國內行業的低效率、市場信號的扭曲等負面效應。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貿易保護所造成的經濟運行的低效率將會極大地阻礙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此時，該國采取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將大于邊際收益。

3.貿易保護使許多國家民族經濟得到振興

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通過貿易保護而使傳統的經濟結構獲得了明顯的改善，主要表現為：(1)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的比重在上升；(2)工業生產總值中制造業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業中重化工業和機電工業的比重在上升。這幾個“上升”表明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合理化和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多樣化的經濟結構使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歷史上對發達國家過分依賴的狀態，增強了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自信心。如韓國、墨西哥、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早期曾經只有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上的比較優勢，后來卻通過推行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競爭力較強的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新興產業，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一股新興力量。

二、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是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捷徑

1.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繼續實施貿易保護的理由和社會條件已漸漸失去

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由于發達國家單方面海外擴張的要求而導致其對發展中國家的瘋狂掠奪和剝削，形成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如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新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這種轉變使得發展中國家繼續采取貿易保護的理由不復存在。同時，發展中國家工業的迅速發展及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現及經濟全球化物質基礎的形成，都令貿易保護賴以存在的社會歷史條件日漸消失。

在知識經濟時代，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已開始超過其邊際收益，這表現在貿易保護的負面效應日益突出。其一，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抑制了企業的積極進取精神，使經濟發展產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國內企業感受不到來自進口產品的競爭，這使其失去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動力，形成企業的低素質和生產的低效率。其二，貿易保護造成市場信號扭曲，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貿易保護政策的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較強，這會使市場信號出現扭曲，使產品價格不能正確反映一國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導致資源使用上的浪費和產業結構上的傾斜。其三，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將會損失更多的比較利益。經濟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使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獲得了最為充分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國仍然采取貿易保護將意味著損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得多的貿易機會和比較利益。

2.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政策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1)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降低生產經營的成本。由于當代信息高科技的飛速發展，信息傳遞已經變得十分便捷，一國的企業可以即時地獲得世界市場的信息，可以將生產和貿易的各個環節分布到世界市場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實現全球化的經營管理，從而大大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和生產經營成本。發展中國家只有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才能融入經濟全球化當中，獲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

2)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在自由貿易中，擁有先進技術的出口方為了貿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與貿易內容有關的技術、性能、特點和某些參數向進口方介紹，這樣，就發生了“技術外溢”。這使得進口方的技術在低成本下得以較快的提高，這個過程是通過“干中學”來完成的。顯然，“技術外溢”和“干中學”對于落后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3)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國際投資，從而為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提供充足的資本來源，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對于一個采取貿易保護的相對封閉的經濟來說，產業結構調整效應通常會導致較長時期的經濟低迷。由于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需求擴張的產業不能形成足夠的資本存量，無法吸納從傳統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失業人口。同時，傳統產業由于市場萎縮的約束，物質資本過剩卻難以轉移，不斷地形成新的失業人口。相反，在一個采取自由貿易的開放經濟中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的問題在開放的經濟中將不會成為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過程的重大障礙，因為國際間資本資源的平行轉移會取代孤立經濟的資本資源的跨產業轉移，成為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物質資本資源及其物化的知識資源運動轉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吸引國際資本的直接投資，有利于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3.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日益趨近：經濟結構多元化，工業化程度較高，信息科技發展迅速。在這種條件下，與發達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加速實現經濟趕超。以下的理論模型可以說明自由貿易是怎樣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增長，實現經濟趕超的。

假設兩國都是多元化經濟結構，工業體系較完善，都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且兩國間不存在要素流動。假定，只有兩種產品，一種是消費品，一種是資本品，并且前者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后者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只有兩種生產要素即資本和勞動；不考慮技術及其變動的影響。由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可知，發展中國家在最初階段專門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而發達國家則同時生產消費品和資本品。這樣，兩國間的貿易格局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同時從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將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品）產出、資本和勞動投入分別記為Y、K和L，可將總量生產函數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產函數是新古典類型的，并且是一次齊次的。人均生產函數形式可表達如下：

y=f(k)(2)

(2)式滿足Inada條件

附圖

產品市場是競爭性的。企業將在產品及要素價格給定的條件下最大化利潤：

dY/d≤r/p(3)

dY/dL≤w/p(4)

r是實際租率，w是實際工資，p是以投資品價格作為尺度的消費品。P是外生給定的和始終保持不變的。

用人均生產函數的形式，上述條件可以寫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將工資對租率的比率記為Ω，可將靜態效率條件記為：

Ω=(dY/dL)/(dy/dk)=y/(dy/dk)-k(7)

產品市場均衡條件可以表達為投資與儲蓄間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總投資，C是總消費。

假定貿易處于平衡，匯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總進口，X是總出口。為方便起見，我們將匯率規范化為1。

發展中國家完全專業化于消費品的生產意味著：

I=M=pX(10)

將上式代入儲蓄—均衡條件，我們得到：

X=Y(K,L)-C(11)

到此為止，我們完成了對模型靜態部分的描述。讓我們轉向模型的動態部分。我們有基本的資本積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舊率。

將上式代入基本的儲蓄—投資均衡條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長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們有：

dK/dt=pX-δK(14)

假定勞動力的增長率為外生給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勞動投入，n是勞動力增長率。運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長方程可以寫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費。

由于投資品完全來自進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較這一方程與無貿易條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長方程，我們可以看出僅有的差別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該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快于它處于封閉狀態時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這意味著貿易加速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都已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可以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利于其實現經濟趕超。

4.知識經濟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容易導致產業升級緩慢和危機的發生

韓國政府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竭力扶持汽車工業的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韓國已經建立起了頗具規模的汽車工業。但此時政府依然不放松對汽車產業的保護和扶持，最終導致汽車產業的市場根基薄弱。一場危機過后，現代集團已在戴姆勒—克萊斯勒帳下聽令，大宇集團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業企業很早已走入國際市場，置身于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業企業；但日本的其他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等服務行業則處于政府的保護之下，長期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創新乏力，不能為制造業提供新的投資項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業中的大量剩余資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產和證券投機領域，這成為日本經濟在20世紀80年生嚴重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20世紀90年代泡沫破滅后日本進入持續蕭條期。與此相反，20世紀90年代以后，臺灣鼓勵中小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發展，因此臺灣經濟的整體狀況比較健康，產業升級較為順利，雖遭受東南亞危機沖擊，經濟仍能正常運轉，這在電腦硬件設備制造領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今，在世界電腦硬件制造業中，臺灣企業的生產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動自由貿易是當今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正確選擇

1.保護貿易政策已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工業經濟增長迅速，年均實際增長率達11.72%，第二產業在國內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國工業發展不僅規模相當可觀，而且門類齊全，體系完整。“九五”期間，我國工業發展也已上升到較高階段，一般加工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征的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行業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達8%[7]。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增長帶動了工業結構的升級。

自1978年以來，我國外貿也有了長足的發展。1999年的進出口總額相當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與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15.3%和13.8%。從1980年到1998年，我國外貿出口占世界貿易出口的份額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隨著我國外貿出口的迅速增長，外貿出口的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制成品比重顯著提高。我國制成品出口的份額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對出口總額增長貢獻率達到97.0%。在工業制成品中又以機電產品出口為主。1998年機電產品出口達665.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達36.2%，連續4年成為中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7]。

由于我國工業與外貿的迅速發展，出口商品結構的不斷優化，同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保護貿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護落后民族工業的歷史使命，保護貿易政策逐漸失去了其當初存在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再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要求

2.保護貿易政策的邊際成本日益遞增，消極作用日益增強

1)保護貿易政策造成長期以來我國價格信號扭曲。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造成我國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脫節。由于限制了進口，這就為一些落后的企業提供了寬松的生存空間，市場的優勝劣汰作用不能有效發揮。長期如此，市場就出現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供給過剩。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嚴重脫節，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使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得到準確地反映。保護貿易政策造成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產品都存在人為的價格扭曲，而且兩個市場是脫節的，造成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準確地反映。我國的經濟難以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確定自己的市場分工和產業結構定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無法有效地實現，造成大量社會資源的浪費。

2)貿易保護政策造成我國企業技術落后和生產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低于發達工業國的歷史狀況。這是由于改革開放前我國長期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結果。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情況已大為改觀，但是由于貿易保護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存在著，我國企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就仍然大大滯后于較發達國家。這可以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長期處于較低層次反映出來。長期以來，我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低，大多數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出口商品列前幾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裝、家用電器、通訊設備、玩具、鋼材等勞動密集型產品。1998年我國出口總額1837.57億美元，其中紡織品出口額404.92億美元，占出口總額1/4，而光學、計量、檢驗、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的出口額僅為65.6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30。1999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發達國家的1/3。我國的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貢獻僅為30%，是發達國家的一半[7]。

表1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工業勞動生產率比較

國家工業

勞動力（百萬）產值（百萬美元）人均產值（美元）

美國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蘭4.445015.010238

英國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國83.5123583.5148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85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3.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中國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進發展

20世紀90年代是人類從工業化向信息化、從一國經濟向經濟全球化加速轉化的10年。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礎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產、貿易及其他各種經濟聯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時空的限制。經濟的信息化和網絡化還使全球資本市場連為一體。大量不受各國管理當局和國際組織控制的“無國籍”資本，遵循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則在國際上自由轉移，推動著生產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動。經濟全球化可以突破單個國家市場規模和資源稟賦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圍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帶來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國必須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以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

4.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面臨進一步升級，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需求量將不斷上升，這就要求我國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

當人類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將面臨著進一步的升級。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由于物質資本在產業間的轉移需要高昂的成本，從而導致新經濟的建立缺乏足夠的資本存量，傳統產業的物質資本存量卻大量過剩。因此，我國就應該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充分吸收外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只有這樣才會加速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我國經濟步入新的增長平臺。

【參考文獻】

[1]文貫中，鄭志海.WTO與中國：走經濟全球化發展之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陳漓高.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外開放[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3]KINADA.FreeTrade,CapitalAccumulationandFactorPriceEqualization[J].EconomicRecord,September.1968.

[4]范愛軍.中國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適度保護問題探討[J].改革，2000,(6):32.

篇2

在工業經濟時代，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主要依靠農業，民族工業基礎薄弱，沒有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經濟結構呈現出單一化、畸形化的特征。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則獲得了較充分地發展，國內市場日趨飽和，急需向海外擴張其原料和銷售市常于是，發達國家大力提倡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在原則上要求國際貿易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因此，發達國家可以將其工業制成品銷往廣大的落后國家，以實現其經濟擴張；而落后國家只能生產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經濟結構無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經濟發展將始終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這種不對稱的經濟發展要求下，發達國家往往會倚仗強勢，大力推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剝削和掠奪落后國家的經濟資源，摧殘和扼殺其新興工業。在這種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和發展利益將無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對特殊的歷史背景，發展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保護民族工業的思路和口號。保護貿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可，成為其在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中的必然選擇。

通過對本國民族工業進行保護，民族工業的建立和發展獲得了一定的空間。生產力水平獲得實質性的提高。保護貿易政策使落后國家固有的、靜態的、結構水平低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創新的、動態的、結構水平較高的比較優勢，這體現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保護貿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須具備的社會歷史條件

貿易保護有利也有弊，因而實施貿易保護就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問題。貿易保護所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包括：一是減少眼前的貿易機會和貿易中的比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業中的低效率。要使貿易保護政策得以有效實施就應該使其保護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實施保護貿易政策應該具備以下兩個社會歷史條件：一是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在此歷史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會受到地域和時空的局限，比較利益無法得到充分地體現，因而可以從客觀上降低貿易保護的成本。在工業經濟時代，由于信息技術較落后，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落后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所損失的比較利益也是較為有限的。而通過貿易保護能夠使落后國家獲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種長遠利益會彌補并超過近期保護所付出的代價。這體現了落后國家在其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選擇貿易保護的合理性。二是工業落后，國內生產力水平低下。貿易保護政策主要是為了保護生產力水平極其落后的國家建立和發展民族工業，在這點上貿易保護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隨著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貿易保護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邊際成本則會不斷上升。這是因為貿易保護難免會導致國內行業的低效率、市場信號的扭曲等負面效應。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貿易保護所造成的經濟運行的低效率將會極大地阻礙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此時，該國采取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將大于邊際收益。

3.貿易保護使許多國家民族經濟得到振興

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通過貿易保護而使傳統的經濟結構獲得了明顯的改善，主要表現為：(1)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的比重在上升；(2)工業生產總值中制造業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業中重化工業和機電工業的比重在上升。這幾個“上升”表明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合理化和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多樣化的經濟結構使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歷史上對發達國家過分依賴的狀態，增強了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自信心。如韓國、墨西哥、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早期曾經只有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上的比較優勢，后來卻通過推行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競爭力較強的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新興產業，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一股新興力量。

二、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是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捷徑

1.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繼續實施貿易保護的理由和社會條件已漸漸失去

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由于發達國家單方面海外擴張的要求而導致其對發展中國家的瘋狂掠奪和剝削，形成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如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新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這種轉變使得發展中國家繼續采取貿易保護的理由不復存在。同時，發展中國家工業的迅速發展及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現及經濟全球化物質基礎的形成，都令貿易保護賴以存在的社會歷史條件日漸消失。

在知識經濟時代，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已開始超過其邊際收益，這表現在貿易保護的負面效應日益突出。其一，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抑制了企業的積極進取精神，使經濟發展產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國內企業感受不到來自進口產品的競爭，這使其失去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動力，形成企業的低素質和生產的低效率。其二，貿易保護造成市場信號扭曲，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貿易保護政策的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較強，這會使市場信號出現扭曲，使產品價格不能正確反映一國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導致資源使用上的浪費和產業結構上的傾斜。其三，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將會損失更多的比較利益。經濟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使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獲得了最為充分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國仍然采取貿易保護將意味著損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得多的貿易機會和比較利益。

2.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政策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1)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降低生產經營的成本。由于當代信息高科技的飛速發展，信息傳遞已經變得十分便捷，一國的企業可以即時地獲得世界市場的信息，可以將生產和貿易的各個環節分布到世界市場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實現全球化的經營管理，從而大大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和生產經營成本。發展中國家只有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才能融入經濟全球化當中，獲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

2)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在自由貿易中，擁有先進技術的出口方為了貿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與貿易內容有關的技術、性能、特點和某些參數向進口方介紹，這樣，就發生了“技術外溢”。這使得進口方的技術在低成本下得以較快的提高，這個過程是通過“干中學”來完成的。顯然，“技術外溢”和“干中學”對于落后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3)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國際投資，從而為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提供充足的資本來源，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對于一個采取貿易保護的相對封閉的經濟來說，產業結構調整效應通常會導致較長時期的經濟低迷。由于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需求擴張的產業不能形成足夠的資本存量，無法吸納從傳統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失業人口。同時，傳統產業由于市場萎縮的約束，物質資本過剩卻難以轉移，不斷地形成新的失業人口。相反，在一個采取自由貿易的開放經濟中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的問題在開放的經濟中將不會成為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過程的重大障礙，因為國際間資本資源的平行轉移會取代孤立經濟的資本資源的跨產業轉移，成為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物質資本資源及其物化的知識資源運動轉移的主要方式。所以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吸引國際資本的直接投資，有利于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3.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日益趨近：經濟結構多元化，工業化程度較高，信息科技發展迅速。在這種條件下，與發達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加速實現經濟趕超。以下的理論模型可以說明自由貿易是怎樣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增長，實現經濟趕超的。

假設兩國都是多元化經濟結構，工業體系較完善，都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且兩國間不存在要素流動。假定，只有兩種產品，一種是消費品，一種是資本品，并且前者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后者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只有兩種生產要素即資本和勞動；不考慮技術及其變動的影響。由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可知，發展中國家在最初階段專門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而發達國家則同時生產消費品和資本品。這樣，兩國間的貿易格局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同時從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將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品）產出、資本和勞動投入分別記為Y、K和L，可將總量生產函數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產函數是新古典類型的，并且是一次齊次的。人均生產函數形式可表達如下：

y=f(k)(2)

(2)式滿足Inada條件

附圖

產品市場是競爭性的。企業將在產品及要素價格給定的條件下最大化利潤：

dY/d≤r/p(3)

dY/dL≤w/p(4)

r是實際租率，w是實際工資，p是以投資品價格作為尺度的消費品。P是外生給定的和始終保持不變的。

用人均生產函數的形式，上述條件可以寫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將工資對租率的比率記為Ω，可將靜態效率條件記為：

Ω=(dY/dL)/(dy/dk)=y/(dy/dk)-k(7)

產品市場均衡條件可以表達為投資與儲蓄間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總投資，C是總消費。

假定貿易處于平衡，匯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總進口，X是總出口。為方便起見，我們將匯率規范化為1。

發展中國家完全專業化于消費品的生產意味著：

I=M=pX(10)

將上式代入儲蓄—均衡條件，我們得到：

X=Y(K,L)-C(11)

到此為止，我們完成了對模型靜態部分的描述。讓我們轉向模型的動態部分。我們有基本的資本積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舊率。

將上式代入基本的儲蓄—投資均衡條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長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們有：

dK/dt=pX-δK(14)

假定勞動力的增長率為外生給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勞動投入，n是勞動力增長率。運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長方程可以寫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費。

由于投資品完全來自進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較這一方程與無貿易條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長方程，我們可以看出僅有的差別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該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快于它處于封閉狀態時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這意味著貿易加速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都已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可以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利于其實現經濟趕超。

4.知識經濟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容易導致產業升級緩慢和危機的發生

韓國政府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竭力扶持汽車工業的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韓國已經建立起了頗具規模的汽車工業。但此時政府依然不放松對汽車產業的保護和扶持，最終導致汽車產業的市場根基薄弱。一場危機過后，現代集團已在戴姆勒—克萊斯勒帳下聽令，大宇集團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業企業很早已走入國際市場，置身于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業企業；但日本的其他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等服務行業則處于政府的保護之下，長期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創新乏力，不能為制造業提供新的投資項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業中的大量剩余資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產和證券投機領域，這成為日本經濟在20世紀80年生嚴重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20世紀90年代泡沫破滅后日本進入持續蕭條期。與此相反，20世紀90年代以后，臺灣鼓勵中小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發展，因此臺灣經濟的整體狀況比較健康，產業升級較為順利，雖遭受東南亞危機沖擊，經濟仍能正常運轉，這在電腦硬件設備制造領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今，在世界電腦硬件制造業中，臺灣企業的生產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動自由貿易是當今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正確選擇

1.保護貿易政策已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工業經濟增長迅速，年均實際增長率達11.72%，第二產業在國內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國工業發展不僅規模相當可觀，而且門類齊全，體系完整。“九五”期間，我國工業發展也已上升到較高階段，一般加工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征的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行業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達8%[7]。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增長帶動了工業結構的升級。

自1978年以來，我國外貿也有了長足的發展。1999年的進出口總額相當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與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15.3%和13.8%。從1980年到1998年，我國外貿出口占世界貿易出口的份額由0.9%上升到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隨著我國外貿出口的迅速增長，外貿出口的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制成品比重顯著提高。我國制成品出口的份額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對出口總額增長貢獻率達到97.0%。在工業制成品中又以機電產品出口為主。1998年機電產品出口達665.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達36.2%，連續4年成為中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7]。

由于我國工業與外貿的迅速發展，出口商品結構的不斷優化，同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保護貿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護落后民族工業的歷史使命，保護貿易政策逐漸失去了其當初存在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再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要求

2.保護貿易政策的邊際成本日益遞增，消極作用日益增強

1)保護貿易政策造成長期以來我國價格信號扭曲。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造成我國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脫節。由于限制了進口，這就為一些落后的企業提供了寬松的生存空間，市場的優勝劣汰作用不能有效發揮。長期如此，市場就出現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供給過剩。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嚴重脫節，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使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得到準確地反映。保護貿易政策造成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產品都存在人為的價格扭曲，而且兩個市場是脫節的，造成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準確地反映。我國的經濟難以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確定自己的市場分工和產業結構定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無法有效地實現，造成大量社會資源的浪費。

2)貿易保護政策造成我國企業技術落后和生產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低于發達工業國的歷史狀況。這是由于改革開放前我國長期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結果。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情況已大為改觀，但是由于貿易保護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存在著，我國企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就仍然大大滯后于較發達國家。這可以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長期處于較低層次反映出來。長期以來，我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低，大多數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出口商品列前幾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裝、家用電器、通訊設備、玩具、鋼材等勞動密集型產品。1998年我國出口總額1837.57億美元，其中紡織品出口額404.92億美元，占出口總額1/4，而光學、計量、檢驗、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的出口額僅為65.6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30。1999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發達國家的1/3。我國的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貢獻僅為30%，是發達國家的一半[7]。

表1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工業勞動生產率比較

國家工業

勞動力（百萬）產值（百萬美元）人均產值（美元）

美國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蘭4.445015.010238

英國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國83.5123583.5148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85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3.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中國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進發展

20世紀90年代是人類從工業化向信息化、從一國經濟向經濟全球化加速轉化的10年。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礎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產、貿易及其他各種經濟聯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時空的限制。經濟的信息化和網絡化還使全球資本市場連為一體。大量不受各國管理當局和國際組織控制的“無國籍”資本，遵循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則在國際上自由轉移，推動著生產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動。經濟全球化可以突破單個國家市場規模和資源稟賦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圍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帶來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國必須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以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

4.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面臨進一步升級，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需求量將不斷上升，這就要求我國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

當人類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將面臨著進一步的升級。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由于物質資本在產業間的轉移需要高昂的成本，從而導致新經濟的建立缺乏足夠的資本存量，傳統產業的物質資本存量卻大量過剩。因此，我國就應該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充分吸收外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只有這樣才會加速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我國經濟步入新的增長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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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指導老師：

一、選題背景及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確立了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體制。這使得我國高等教育經費由以前的政府財政獨立負擔轉變為由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共同負擔，即由政府、個人等共同負擔高等教育經費。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試行高等教育收費。1995年，我國普通高校生均學雜費為800元左右。其后幾年，高等教育收費漲幅很大，到2004年，全國高校生均學雜費上漲到了5000元左右，進入新校區的學生的學費則在6000元左右;住宿費從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費開支等，平均每個大學生每年費用在萬元以上，4年大學需要4萬多元。這種大幅度上漲的收費是否合理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個方面的高度關注。高校向家長或學生收費的基本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夠帶來個人收益。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解決如下幾個問題：高等教育是否能夠給個人帶來收益、帶來多少收益?目前個人承擔了多少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個人收益是否能夠彌補個人成本?

與此同時，高校不斷擴招，畢業生人數的激增，2005年全國全日制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了338萬人，比2004年增加58萬人，2006年全國全日制普通高校畢業生413萬，比2005年增加75萬，增幅達22.2%。隨著本科畢業生人數的增加，其就業形勢日趨嚴峻，不少高校本科畢業生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于是，社會上出現了不少這樣的聲音：上大學真的有用嗎?。要解決這個疑問，也必須解決上述的幾個問題。

本文將在具體分析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成本和個人收益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進行解答。

二、研究方案擬定

第一部分：高等教育投資個人成本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資成本是指培養每一位高校畢業生所耗費的全部費用，也即大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直接或間接消耗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總和。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成本就是指個人或家庭為了培養每一位大學生所消耗的全部資源。它主要包含兩類：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

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所發生的直接費用支出，主要有學費以及學雜費(包括住宿費)、交通通訊費、書籍文具費以及由上學帶來的其他任何額外生活支出。但在個人支出的費用中，獎學金以及任何形式的助學金必須從個人成本中扣除，因為它代表了一種轉移支付。轉移支付只是購買資源力量的轉移，并未真正使用某些資源，因此不含有任何機會成本。

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間接成本是指受教育者個人因為接受高等教育而失去的收益。它主要由機會成本、隱形成本、風險成本等組成。

接下來將以一個案例來說明高等教育投資個人成本的計算方法。 第二部分：高等教育個人投資收益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有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獲得的，這一部分就是高等教育投 1

資的個人收益。而高等教育對個人收益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為個人直接收益和個人間接收益。

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直接收益是指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的高等教育的接受者獲得的種種好處。這一部分將首先說明受教育程度與收入的一般關系，再具體介紹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直接收益的概念及計算方法。

大學本科教育的接受者還可以獲得種種貨幣以外的好處。具體表現有：獲得孜孜以求的工作崗位，更好的發展前途和更強的工作適應能力;受教育者個人由于較強的能力而實現的消費支出的節省;心理收益。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投資的個人經濟效益分析

在企業當中，對投資項目的財務評價，主要是通過一系列財務評價指標來進行的。在此，本文主要借鑒企業當中的財務評價方法對高等教育個人投資的經濟效益進行分析，簡單介紹四種高等教育個人投資經濟效益的測度方法，分別是教育收益成本比值法、凈現值法、內部收益率法、收入函數法。

第四部分：高等教育投資個人成本收益的實證分析(以大學本科生為例)

這里主要引用上海財經大學于2001年暑假進行的兩次調查結果中的數據，對高等教育投資個人成本收益進行實證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獻法、統計分析、數量分析、實證分析、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大量閱讀有關書籍，收集相關的資料。

四、計劃安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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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業大學研究生收益法開題報告篇二 學位級別：博士 碩士 ■工程碩士

學 號：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師姓名：

專業名稱： 項目管理

所在學院： 經管學院 開題報告時間：

北京工業大學研究生部制表

注意：本表基本情況及報告正文由研究生本人填寫，碩士不少于3000字，博士不少于5000字。

格式要求：正文文字部分為5號宋體、單倍行間距排版，A4紙雙面打印裝訂。

開題報告評價部分分別由指導教師及專家組書寫。開題報告會結束后一周之內將報告原件交

院(所)研究生教學秘書處。

一、基本情況

報 告 正 文

(一)選題依據與研究內容

1、選題依據(研究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等)

研究意義：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現代航空運輸服務企業逐漸向多元化、規模化方向發展，其后勤基建領域的投資金額不斷擴大，日益凸現出其對公司發展運營的重要性。就新設立的基地航空公司來講，為滿足龐大的行政人員辦公和空勤人員餐飲住宿等基礎設施需求，究竟是購買、租用、還是投資新建寫字樓、住宿酒店，是擺在經營決策層面前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在北京第二國際機場即將通過規劃的大背景前提下，這筆基礎設施投資因其數額較大，考慮其在時間價值上與企業發展存在的的函數關系變得非常有意義。如果該項投資測算得準確、宏觀控制得高效，不僅會因辦公和餐飲住宿場所的投入使用直接給企業帶來后勤費用的節省，而且也會因固定資產的升值給公司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中，企業希望能采用科學的項目管理技術，測算出合理的辦公和餐飲住宿使用需求，依之進行投資分析，并制定有效的投資控制措施來保障項目資金的高效使用。本文正是運用項目投資管理的理論和方法，結合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通過對項目的工作分解(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分析先后邏輯關系，采取資金時間價值和運籌學決策論測算，構建科學的項目投資模型，并通過項目施工前預控進行動態的管理和控制，保證了項目建設投資目標的完成。

本文研究的內容對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的基建項目管理，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并可供其他基地航空公司近年在國內的基礎設施投資管控提供參考、借鑒：

(1)有利于確保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按公司發展需求完成任務，避免投資浪費。通過對影響工程投資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可以找出主要影響因素，在投資控制時采取相應措施，使工程投資按計劃進行，從而確保工程按合同要求完工，為企業利潤目標的實現奠定基礎。

(2)有利于降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成本，提高項目經濟效益。時間價值計算和運籌學決策論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投資控制上的應用可以實現公司對自用基建投資的組合與合理優化，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費，從側面降低項目建筑成本，實現成本目標，完成決策階段、乃至整個項目建設期的投資控制。

(3)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市場競爭力。通過對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決策階段的投資測算與控制研究，總結項目管理技術在實踐中的應用，積累同類型工程相關管理經驗，并且通過運籌學方法建立基地航空公司普遍碰到的基礎設施投資與時間的線性模型，將企業由服務效益型向綜合管理技術型轉變，合理高效的利用投資，使企業在競爭環境中得到發展和壯大。 國內外研究現狀：

據有關資料顯示,建設項目的前期決策工作影響工程建設投資的可能性為35% - 75% , 而在工程實施階段影響工程建設投資的可能性只有5% ~ 25%。由此可見, 建設項目的前期決策既是項目投

[1-2]資的首要環節, 也是影響建設工程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的重要方面。

在國際成熟市場，投資者衡量固定資產投資的價值有很多方法，包括：銷售比較法、總租金乘數法、直接資本化法、收入支出法和貼現現金流法(包括內部收益率法和凈現值法)。其中直接資本

[3-4]化法和貼現現金流法是國際成熟房地產市場(如美國)普遍采用的。而國外工程建設領域進行投資

決策比較權威的方法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它的原理是以工程項目從擬建開始到項目報廢終結全部生命周期內總的周期成本最小為評判標準，從各個備選方案中進行項目決策。這種思想和方法可以指導人們自覺地、全面地從工程項目全生命周期出發, 綜合考慮項目的建造成本和運營維護

成本(使用成本) 費用, 從而實現更為科學合理的投資決策。

[8]國內企業進行工程項目投資決策主要采取財務評價的方法與原理。財務評價方法是應用資金時間

價值原理，采用折現方式，把建設期總造價和未來運營期總成本按預先確定的折現率換算成當期的

[9]投入資金，再按照一定的評判標準， 來進行項目投資決策的方法。財務評價是在國家現行會計制

度、稅收法規和價格體系下, 預測項目的財務效益與費用。編制財務報表和計算評價指標, 進行財

[10-11]務能力分析, 據此判別項目的財務可行性的方法。進行財務評價時涉及的基礎數據很多。 按其

作用分為計算用數據和參數以及判別(基準) 參數。計算用數據和參數又分為初級數據和派生數據

[12-14]。初級數據是通過調查研究、分析、預測定或由相關人員提供的。如產品產量、人員工資、折舊及各種費用、各種匯率、利率等。判別參數是用于判別項目效益是否滿足要求的基準參數，如基準收益率、基準投資回收期、基準投資利潤率等。這類基準參數決定著項目效益的判斷， 是項目取

[15-18]舍的依據。就企業項目投資決策來說，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可以將項目評估與投資決策理論、方法的變化與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現金流貼現(DCF) 方法及在此基礎上的決策樹和Monte Carlo 模擬方法,我們稱之為傳統的項目評估與投資決策方法;第二階段是隨著Fis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的期權定價理論的出現并由Myers(1977)首次將其用于實物投資決策而形成的實物期

[19-20]權方法; 第三階段為期權博弈理論與方法。它是在采用期權定價理論思想方法基礎上, 對包含

實物期權的項目價值進行評估的同時, 利用博弈論的思想、建模方法對項目投資進行科學管理決策的理論方法, 是項目投資決策方法的最新發展。其基本依據是擴展的凈現值最大化, 考慮競爭性企業的行為后, 投資項目價值將下降, 不確定條件下競爭的投資項目價值可以表示為: 投資項目價值= 傳統凈現值+ 實物期權價值- 競爭的影響。影響投資項目價值的因素主要有3 個: 項目未來收入的現金流( NPV) , 投資機會的價值( 即所說的實物期權的價值) , 競爭者之間的交互博弈作用對項

[21-22]目投資價值的影響。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近年投資決策的分析已經逐步向綜合性、動態化發

展。國網能源研究院的陳武于2011年在企業投資決策方法中就運用了四維決策框架體系。在企業項目投資決策四維框架體系中,四個維度分別為投資項目的特征、市場競爭的特征、外部環境的特征和

[23-24]企業自身的特征。一個科學合理的項目投資決策, 首先項目本身必須達到預期的投資效益和目

標; 其次市場競爭環境必須能夠有效地容納該投資項目并有合理的生存空間, 再次就是外部環境因素允許項目的實施和存在, 最后它還必須符合企業的發展戰略要求, 同時企業自身還必須具備相應

[25-26]的投資實力。只有在這些條件依次滿足的情況下, 企業的投資決策才能滿足科學合理的要求。

對民航機場區域而言，它作為航空運輸的重要基礎和依托,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航空運輸的規模和水平。 同時也有力地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條件和投資環境,促進該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機場建設的社會效益和社會經濟效益十分明顯。根據國外統計， 投資于民用機場建設, 機場本身的經濟效

[27-29]益和社會效益之比至少為1：10, 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這個比值可能大大高于此數。因此，

[30]在機場區域等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決策上，我國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國民經濟分析和社會評價體系。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行政及空勤自用的基礎設施項目，這類項目屬于民航機場區域總圖規劃中的一部分。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是2010年新開航的民用航空公司，目前行政辦公和后勤住宿場所租用在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地內，每年的租賃綜合成本約1400萬元。在北京市正在規劃首都第二國際機場、部分基地航空公司不久即將遷建的大背景下，新興的航空公司面對著投資額巨大的基礎設施究竟是該繼續租賃、去購買還是新建的決策問題。針對此問題，以上投資決策測算方式要么過于宏觀，要么是僅著重討論客觀的工程經濟和財務指標，未能充分考慮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相對的主觀因素。本文在時間價值計算的基礎上，結合決策論對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相對主觀意見進行了分析，彌補了其中的不足。 [5-7]

2、選題的研究內容、研究目標以及擬解決的關鍵問題等

研究內容：

(1)項目可行性研究相關理論基礎：通過對當前公司發展預測、項目需求測算進行闡述，為本論文

的研究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

(2)影響項目投資的原因分析：對北京首都航空基地決策階段可能影響項目投資的原因進行了挖掘和分析，為該工程的投資管理提供參考。

(3)項目投資收益的分析：通過對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項目投資的收益測算，采取資金時間價值計算方法和運籌學決策論，提供了可供比較的收益測算。

(4)項目投資計劃的控制管理:對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項目投資進行了分析控制，并且提出了項目投資控制中有效的實施策略和原則。

研究目標：

(1)根據使用需求測算，探討項目在決策階段的投資控制，對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項目投資進行決策分析和管控。

(2)通過對項目投資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為現代航空企業自用工程項目投資決策和管控實踐提供一個可參考的案例。

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1)運用資金時間價值計算和運籌學決策論測算投資方案的可行性并提供決策。

(2)運用精細化管控思想對建筑工程項目投資計劃進行控制與管理。

3、擬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思路、技術路線或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研究思路：

(1)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工程項目投資存在的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

(2)對該工程項目投資方向進行測算，并運用運籌學相關理論進行優化。

篇4

一、引言

1908年，上海首次出現出租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出租車行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截至2012年6月，全國共有出租車500萬輛，遠遠超過公交汽電車的數量，已經成為城市公共交通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出租車行業在經營模式、數量、租價等方面的規制政策導致行業利潤在政府、出租車公司和出租車司機之間畸形分配，并使出租車公司取得壟斷利益，引發出租車司機強烈不滿，特別是近幾年以來，全國諸多大中城市出租車行業相繼發生罷運拒載、群體性上訪等“出租車事件”。當前，出租車行業普遍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為：營運證價格偏高、駕駛員營運成本增支較大；高峰時段打車難、非高峰時段里程利用率低；起步價高，乘客對不斷調增的出租車營運價格并不認同；出租車司機勞累猝死，黑車無序運營；出租車公司盤剝員工，出租車許可證天價轉讓；加氣站少，堵車嚴重等。上述問題實質上是乘客、司機、出租車公司和政府四方各自利益博弈的結果。而政府規制部門作為博弈四方中唯一具有平衡和主導力量的部門，應該出臺合理的規制措施，最大限度利用資源，從而完善出租車市場狀況。筆者查閱大量相關文獻資料，發現以廣州市出租車行業為具體對象的研究寥寥無幾，根據國內外相關的規制經驗，將出租車政府規制問題的研究從各城市的概況具體到廣州市，并收集相關數據進行具體的、針對性的分析。在論文政策建議部分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對策，供政府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參考。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綜述

在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租車行業是否需要規制成為國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學者們不僅從理論上探討該行業規制的必要性，而且通過實證分析提出不同的觀點。Teal（1987）和Toner（1992）研究認為應該對出租車市場進行規制。《The Price Waterhouse》（1993）的研究證明：解除規制會導致過度供給，從而產生拒載、車齡和車況下降、爭搶乘客等問題。Toner（1992）運用英國的數據考察數量，發現在其它條件相同情況下，限制進入地區需要設定較高的價格，人均擁有出租車比率較高，而規制地區的價格一直在上升。

國內許多城市已在出租車的發展規劃及相關政策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唐睿（2005）認為出租車行業需要政府規制，但需改進行業規制，以實現出租車行業資源的最優配置。夏任、陳學武（2005）以南京市實際數據為依據，論證了出租車保有量神經網絡預測模型應用于城市出租車保有量的可行性。余暉（2002）、郭玉閃（2004）研究了我國北京、大連等城市出租車市場的政府規制，兩者都認為出租車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應該取消數量規制，可通過市場競爭來確定數量和價格。郭玉閃（2005）分析了出租車行業的特點及現有三大規制政策，認為北京出租車政府規制是失敗的，并給出了政府在出租車行業上的合理治理結構。郭玉閃（2004）還認為應該對現在的規制模式進行改革，實行個體化經營，讓出租車在競爭中更好的服務。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大多數國家對于出租車行業都是放松管制。雖然沒有完全解除行業規制，但是基本上不對出租車業的經營模式進行特殊的規制。在國內，幾乎各大城市都對出租車實行了行業規制。大多數學者建議通過對出租車總量控制的研究以及結合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該行業的發展規劃。

三、我國出租車行業規制現狀

我國出租車行業的經營模式主要采用以政府為主導的出租車公司經營。該模式涉及政府管理部門、出租車公司、司機和乘客四個主體。政府的作用是：通過發放并非無限供給的出租車牌照，以文件政策限制公司和司機的合同關系，對出租車進入市場進行限制。可見，政府在這個規制模式中發揮著主導作用。目前我國85%以上城市采用出租車公司經營模式，只有部分城市規定符合條件的個體也可以從事出租車營運。我國出租車行業采用嚴格的規制策略，其行業管理有兩大特征：我國出租車行業屬于“職能部門型”行業管理模式，管理部門不統一造成的管理混亂。

四、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的后果

一個城市出租車的需求量、票價、車型、經營方式等，是受到居民數量、消費水平等諸多市場自發生成的因素影響，顯然是出租車管制部門無法控制的，因此與經濟規律背道而馳、主觀愿望的管制政策必然束縛行業發展。政府干預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也有可能因為公共政策制定缺陷、客觀實際情況變化、政策執行失控而失靈。政府管制可能失敗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設并不存在。在管制經濟學中對管制者的假定是理想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種假定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公共政策制定出發點發生偏差，因為“理性”的管制者也有其自身利益追求，公共政策可能成為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第三，管制者管制過度，替該行業承擔了無限責任，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降低了經濟運行效率。基于以上理論，可對我國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失敗做出相應的剖析：

1.價格管制失敗：租價管制的出發點不足以支持實行價格管制。首先，壟斷企業為獲得額外收益采取各種策略使管制機構造成真正的信息不對稱；其次，在現有的租價管制下，所減少由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交易成本是以消費者利益損失為代價的，并加重司乘雙方信息不對稱；再次，租價管制抹殺了出租車作為可自由競爭行業的特點，剝奪了消費者享受物美價廉的權利。

2.政府指定車型屬于職能“越位”：政府管制目的本是減少信息不對稱，矯正市場失靈。事實上司機與消費者才是決定出租車車型的主導力量。

3.準入歧視是一種法定壟斷：出租車非個體經營以政府名義實施市場禁入，是典型的“行政壟斷”。出租車公司借由政府的特許政策，成為固定租金的收取者。

4.地域管制不科學：隨著城鄉統籌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城鄉交流日益加強，城鄉交通發展已成趨勢。由于城市公共客運和道路旅客運輸享受的政策不同，承擔的稅賦也不同，從而導致旅客運輸市場經營主體間的不平等競爭，影響社會安定。

5.行政主管部門對企業和出租車市場管理失控，主要體現為：法制不健全、監督不力、政府未能保護弱勢群體、管理部門和企業的關系不順。

五、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改革的途徑

（一）放松管制，提高行業效率

出租車業政府管制不僅造成大量的成本，而且導致出租車市場競爭不充分、經營成本上升、非法炒賣牌照等問題。為對付由管制措施而產生的問題，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多管制，形成惡性循環。這不僅使出租車行業距離其初衷越來越遠，而且使管制體系不斷膨脹，成本加大。具體解決措施包括：

1.放開價格管制：出租車行業不是關乎國民生計和自然壟斷行業，而是可自由競爭行業，無須政府統一定價。絕大多數情況下，市場本身能有效地調節經濟運行和各個經濟主體的活動。政府應從價格管制中退出，讓市場決定租價。

2.打破地域限制：道路旅客運輸市場應該是一個統一開放、主體平等、公平競爭的大市場。因此，應該打破出租車經營的地域管制。這不僅可以更好的滿足市場需求，也能節約出租車經營成本，還可以打擊出租車經營權炒作。

3.車型多樣化：長久以來政只側重于出租車車型管理，而忽視了車輛安全、質量監控。政府把車型決定權交還給市場，將促使出租車生產廠家生產更漂亮、更環保、更安全的汽車。

4.個體化經營：改變出租車行業單一公司獨家壟斷的局面，引入多種競爭機制，讓其他市場主體也參加同一市場的開發。放松個體限制時，政府須將出租車成組投放拍賣改為單車拍賣，讓公司、個體站在同一起跑線。

5.放棄數量管制：出租車市場是典型的開放、可競爭的市場，市場的調節作用會使出租車行業利潤維持在社會平均利潤率水平，以及出租車數量保持在較為穩定的水平。

（二）改革出租車經營許可制度

出租車行業種種社會問題的根源在于出租車經營許可制度缺乏科學性。首先，拍賣制度是典型的政府盈利行為。其次，拍賣實質是總量控制，仍會帶來尋租行為。再者，拍賣制度易推高運營成本，導致乘客成為最終受害者。對此，筆者提出三種改革方案：一、改有限拍賣為無限拍賣，從長期，此舉看有助于市場供求平衡；二、改拍賣為招標，該方案不以標金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兼顧服務質量、經營能力等諸多方面；三、改拍賣為直接納稅，可消除行業炒作空間，還可消滅固定收租者，降低行業經營成本。

（三）建立出租股份有限公司

所謂的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參照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做法，利用、整合現有的城市公共資源，由出租車司機全額投資。出租車司機作為股東參與公司經營，承擔相應風險，取得合法利潤，并享受行業投資權。這有利于全面調整出租汽車業的利益分配，建立人民的新型出租汽車業管理體制，以及中國公用事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四）成立出租車協會與工會

在目前的制度下，與出租車公司相比，司機屬于弱勢群體，缺少為自己爭取合法利益的機制和工會組織。在出租車業中，勞資雙方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高度失衡。因此出租車行業亟待成立行業協會與工會，幫助司機爭取利益，提高從業隊伍的整體素質，促進行業健康發展同時通過行業自律，可減輕政府管制成本。

（五）明晰產權，建立出租車的合法治理機構

目前我國政府和出租車企業之間的產權關系并不明確，僅僅是一種經營權的買賣或劃撥、掛靠關系。企業一旦取得一定期限的經營權，便成為產權的實際擁有者，政府對其基本沒有約束、監督和控制的手段。企業通過買斷經營模式，成為經營者；司機雖然是事實上的投資者和經營權的有償使用者，但由于沒有經營權，并不被政府承認為經營者。經營權和資產權的分離必然導致政府資源的收益分配缺乏公平。此外，不同管理部門對出租車產權的管理也不清晰。出租車行業多頭管理現象十分普遍，嚴重影響管理效率。針對目前出租車產權不清多頭管理現象，政府應該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確認司機作為融資者的法律地位，保護其實際投資者。第二：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司機已交納的份錢、風險抵押金等在其自愿的基礎上折抵股金，實行股份制改造，并組建科學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第三：建立出租車的合法治理機構，注重出租車業的服務質量管理。第四：建構一個開放的、允許各方利益充分表達意見的政府決策過程，減少政府對權力的不正當行使，從而醞釀出一個適當照顧各方正當利益的方案。

六、結束語

政府過度及不當管制都會使市場無法有效地發揮其自我調節的作用，從而妨礙了市場的正常發展。這些管制人為地造成偏離行業自身特點，而為解決由于管制所產生的問題，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管制，結果使管制及其產生的弊端形成惡性循環。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規則，并保證使之有效運行，而出租車業正是市場能夠有效解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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