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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標志著新貿易理論的形成。新貿易理論認為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基于這種現實，新貿易理論對國際貿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釋，并提出了新的貿易政策主張。現實經濟中，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使一國經濟運行并非處于最佳狀態。適當的政策干預可改善經濟運行。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預性政策之一，又稱策略性貿易政策，主張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和壟斷性的行業，在同國外廠商競爭時，采取關稅或對本國廠商補貼等措施，使本國廠商企業獲得“壟斷租”（rent）。它之所以稱作“戰略性的”，是因為這種干預政策把市場競爭看作一場競賽成博弈，雙方的反應都具有“戰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產品、計算機、飛機制造等知識密集性的高技術產業，存在外部經濟，若一國對其扶持，將有利于這些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這種國家干預性的政策也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但這種干預政策基本上屬于國內產業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與貿易政策相關，還存在很大爭論（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詳述。要注意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主張的干預是以市場不完全競爭和產業規模經濟遞增為前提的條件的，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的干預政策主張。
2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目的：爭奪壟斷租金
2.1理論分析
在一些產業里，只由幾家大公司壟斷和控制，它們獲取的利潤遠高于存在充分競爭情況下的利潤，即存在壟斷租金。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各國都競相角逐壟斷租金。假定目前該壟斷租金由國外公司所有，那么，從理論上講，本國政府可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諸如征收關稅，對本國企業進行補貼等，把壟斷租金從國外企業轉移到國內企業，從而使本國總福利水平改善（當補貼或關稅額低于壟斷租金時）。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們構建的模型表明，從國外廠商手中奪取壟斷租金的最簡單方式是，當國內廠商是壟斷市場一個潛在的進入者時，對國外廠商征收關稅。這與最佳關稅論采取的措施結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質上有所區別：最佳關稅論要求一國是“大國”，以便能影響貿易雙方的貿易條件。而壟斷租金轉移沒有這種限制，這就為小國對處于寡占結構下的國外供應廠商征收關稅提供了理論依據。
當本國廠商與國外廠商在第三國進行雙頭壟斷競爭時，對本國廠商給予補貼，也能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國內企業得到政府補貼后，必須采取進攻性的策略，以擴大在第三國的市場份額。上述情況是假定本國和外國均只有一家企業的情況。Dixit（1984）進一步證實，當本國有多家企業，但數目不太多時，Brander和Spencer的結論仍能成立。不過，在雙頭壟斷時，由政府給予補貼的方式，并非最佳選擇。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雙頭壟斷競爭中，最佳政策應該是政府向本國廠商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還說明了，若競爭對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對本國廠商在研究開發階段給予補貼，使本國廠商在技術上處于優勢，從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場競爭中以高質量、低成本占有較大市場份額，也能逐步將壟斷租金轉移到本國。
除上述方式外，戰略性貿易理論認為，從長遠看，保護幼稚產業也能轉移壟斷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全部產業都存在動態的外部經濟，那么政府可以對其未達到規模經濟的行業進行保護，直至該行業達到最佳規模，并與國外競爭對手競爭時擁有優勢為止，同時，轉向對下一個行業進行保護。這樣，可使本國廠商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從而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在這里，國內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容量以便使被保護產業達到最佳規模。克魯格曼的這一觀點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論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該文論述了進口保護能促進出口，從而干預性貿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認為克魯格曼（Krugman,1984a）的結論沒有古諾寡頭競爭假定也能成立。
2.2實證研究
克魯格曼和鮑德溫對戰略性貿易政策進行了實證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們發現，日本對半導體芯片的保護盡管擴大了其市場份額，但日本國內使用芯片的產業由于支付較高價格而受到損失。所以，從整體上看，日本經濟的凈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分析結果為：雖然能通過轉移壟斷租金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車、半導體及飛機制造領域。90年代以來，其它行業也受到了關注，有關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一書中（KrugmanandSmith,1994）。該書收入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比較共同的結論為：①一些國際性公司的行為確實帶有戰略性，至少，涉及國際貿易時，其行為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②一般來說，單方面的關稅或補貼確實使本國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有效程度與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條件相關。一旦改變其假定條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結論完全相反。
3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批評
戰略性貿易政策都是在有損他國利益的基礎上來改變本國的福利，因而被指責為掠奪性政策或以鄰為壑戰略；同時，它又不利于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對其批評主要來自兩方面：實證的和規范的。
3.1實證的批評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據戰略貿易模型的古諾寡頭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當對手采取的是貝爾蘭特（Bertrand）戰略，即以價格而非產出競爭時，得出的結論就成了出口稅是最佳選擇。這與戰略貿易措施正好相反。這一批評，幾乎動搖了戰略貿易模型的基礎。對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應。他認為，寡頭壟斷廠商之間的競爭可以分為研究與開發、生產、銷售三階段。只有銷售階段是以價格競爭為主，前兩階段仍將以產量競爭為主，故古諾假定在前兩階段仍成立，可以用來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標。
國內廠商占有的市場份額擴大之后，能轉移的壟斷租是否相應增加，也是值得懷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為，得到補貼的國內廠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進入市場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線不是下降，反而會上升，從而會使向國內轉移的壟斷租金越來越少。此時，從國內廠商得到的回報遠小于期望值，國內總福利水平就會低于不采取補貼時的情況。
Grossman（1986）認為，獲得高利潤率的廠商，都是產品研究和開發、市場調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風險投資的企業，它們的失敗率較高。平時所觀察到的企業，僅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業，失敗的高風險投資則沒被估算在內，從而在總體上高估了這些廠商的行業總利潤率。而政府給予補貼的又恰恰是這些存在風險的寡頭壟斷企業。因此，被轉移壟斷租沒有考慮到行業總風險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補貼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計的大。
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又具有相同生產能力時，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資源從其它行轉移到受補貼的行業，從而受補貼行業的擴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業規模縮小及出口減少為代價的，而且，這種情況下，代價往往要高于轉移的壟斷租，所以，自由貿易仍是最佳選擇（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業面臨的條件不相同時，一國之福利確實有可能得到改善，這要取決于國內稀缺資源用于出口行業擴張后每一單位資源取得的額外壟斷利潤大小，而這又取決于國內外技術條件對比、國內外產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場需求彈性及寡頭競爭性質等因素。這樣，要選擇一個目標行業對其進行補貼就需大量的信息，而這往往又是難以辦到的。總之，若忽視了國內產業間要素轉移及要素價格變化的影響，會使戰略貿易政策模型的說明力大受影響。
3.2規范的批評
以鄰為壑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常會遇到其它國家的報復而兩敗俱傷。Bhagwati（1989）認為，在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更易出現相互報復的現象。另外，作為小國，遭到報復的可能性也極大。這樣，世界總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戰略性貿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損另一方得益的一種政策，世界總福利水平絕不會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調整。這種把本來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貿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為的手段加以干預，必然不及市場有效，從而，從長遠看，會使世界總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預的有效性也值得懷疑。政府作出的決策，有時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目標。少數人或特殊利益集團把持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情況并不少見，其后果是少數人或特殊集團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獲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許總體上能改善一國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極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補貼的國內廠商往往會發現依賴補貼本身較參與同國外廠商的激烈競爭收益更大。于是，它們轉而進行尋求補貼的活動，而不關注國家賦于它們的轉移壟斷租的職責。這是一種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動，因為它占有了資源而毫無產出（Bhagwati1982）。
總之，大部分經濟學家堅持認為戰略性貿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條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國都從日益增長的世界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這一不容置疑的事實也證明自由貿易依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80年代初，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標志著新貿易理論的形成。新貿易理論認為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基于這種現實，新貿易理論對國際貿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釋，并提出了新的貿易政策主張。現實經濟中，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使一國經濟運行并非處于最佳狀態。適當的政策干預可改善經濟運行。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預性政策之一，又稱策略性貿易政策，主張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和壟斷性的行業，在同國外廠商競爭時，采取關稅或對本國廠商補貼等措施，使本國廠商企業獲得“壟斷租”（rent）。它之所以稱作“戰略性的”，是因為這種干預政策把市場競爭看作一場競賽成博弈，雙方的反應都具有“戰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產品、計算機、飛機制造等知識密集性的高技術產業，存在外部經濟，若一國對其扶持，將有利于這些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這種國家干預性的政策也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但這種干預政策基本上屬于國內產業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與貿易政策相關，還存在很大爭論（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詳述。要注意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主張的干預是以市場不完全競爭和產業規模經濟遞增為前提的條件的，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的干預政策主張。
2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目的：爭奪壟斷租金
2.1理論分析
在一些產業里，只由幾家大公司壟斷和控制，它們獲取的利潤遠高于存在充分競爭情況下的利潤，即存在壟斷租金。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各國都競相角逐壟斷租金。假定目前該壟斷租金由國外公司所有，那么，從理論上講，本國政府可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諸如征收關稅，對本國企業進行補貼等，把壟斷租金從國外企業轉移到國內企業，從而使本國總福利水平改善（當補貼或關稅額低于壟斷租金時）。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們構建的模型表明，從國外廠商手中奪取壟斷租金的最簡單方式是，當國內廠商是壟斷市場一個潛在的進入者時，對國外廠商征收關稅。這與最佳關稅論采取的措施結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質上有所區別：最佳關稅論要求一國是“大國”，以便能影響貿易雙方的貿易條件。而壟斷租金轉移沒有這種限制，這就為小國對處于寡占結構下的國外供應廠商征收關稅提供了理論依據。
當本國廠商與國外廠商在第三國進行雙頭壟斷競爭時，對本國廠商給予補貼，也能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國內企業得到政府補貼后，必須采取進攻性的策略，以擴大在第三國的市場份額。上述情況是假定本國和外國均只有一家企業的情況。Dixit（1984）進一步證實，當本國有多家企業，但數目不太多時，Brander和Spencer的結論仍能成立。不過，在雙頭壟斷時，由政府給予補貼的方式，并非最佳選擇。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雙頭壟斷競爭中，最佳政策應該是政府向本國廠商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還說明了，若競爭對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對本國廠商在研究開發階段給予補貼，使本國廠商在技術上處于優勢，從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場競爭中以高質量、低成本占有較大市場份額，也能逐步將壟斷租金轉移到本國。
除上述方式外，戰略性貿易理論認為，從長遠看，保護幼稚產業也能轉移壟斷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全部產業都存在動態的外部經濟，那么政府可以對其未達到規模經濟的行業進行保護，直至該行業達到最佳規模，并與國外競爭對手競爭時擁有優勢為止，同時，轉向對下一個行業進行保護。這樣，可使本國廠商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從而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的。在這里，國內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容量以便使被保護產業達到最佳規模。克魯格曼的這一觀點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論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該文論述了進口保護能促進出口，從而干預性貿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認為克魯格曼（Krugman,1984a）的結論沒有古諾寡頭競爭假定也能成立。
2.2實證研究
克魯格曼和鮑德溫對戰略性貿易政策進行了實證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們發現，日本對半導體芯片的保護盡管擴大了其市場份額，但日本國內使用芯片的產業由于支付較高價格而受到損失。所以，從整體上看，日本經濟的凈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分析結果為：雖然能通過轉移壟斷租金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車、半導體及飛機制造領域。90年代以來，其它行業也受到了關注，有關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證研究》一書中（KrugmanandSmith,1994）。該書收入了一系列的論文，其中比較共同的結論為：①一些國際性公司的行為確實帶有戰略性，至少，涉及國際貿易時，其行為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②一般來說，單方面的關稅或補貼確實使本國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有效程度與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條件相關。一旦改變其假定條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結論完全相反。
3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批評
戰略性貿易政策都是在有損他國利益的基礎上來改變本國的福利，因而被指責為掠奪性政策或以鄰為壑戰略；同時，它又不利于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對其批評主要來自兩方面：實證的和規范的。
3.1實證的批評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據戰略貿易模型的古諾寡頭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當對手采取的是貝爾蘭特（Bertrand）戰略，即以價格而非產出競爭時，得出的結論就成了出口稅是最佳選擇。這與戰略貿易措施正好相反。這一批評，幾乎動搖了戰略貿易模型的基礎。對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應。他認為，寡頭壟斷廠商之間的競爭可以分為研究與開發、生產、銷售三階段。只有銷售階段是以價格競爭為主，前兩階段仍將以產量競爭為主，故古諾假定在前兩階段仍成立，可以用來達到轉移壟斷租金的目標。
國內廠商占有的市場份額擴大之后，能轉移的壟斷租是否相應增加，也是值得懷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為，得到補貼的國內廠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進入市場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線不是下降，反而會上升，從而會使向國內轉移的壟斷租金越來越少。此時，從國內廠商得到的回報遠小于期望值，國內總福利水平就會低于不采取補貼時的情況。
Grossman（1986）認為，獲得高利潤率的廠商，都是產品研究和開發、市場調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風險投資的企業，它們的失敗率較高。平時所觀察到的企業，僅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業，失敗的高風險投資則沒被估算在內，從而在總體上高估了這些廠商的行業總利潤率。而政府給予補貼的又恰恰是這些存在風險的寡頭壟斷企業。因此，被轉移壟斷租沒有考慮到行業總風險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補貼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計的大。
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又具有相同生產能力時，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資源從其它行轉移到受補貼的行業，從而受補貼行業的擴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業規模縮小及出口減少為代價的，而且，這種情況下，代價往往要高于轉移的壟斷租，所以，自由貿易仍是最佳選擇（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業面臨的條件不相同時，一國之福利確實有可能得到改善，這要取決于國內稀缺資源用于出口行業擴張后每一單位資源取得的額外壟斷利潤大小，而這又取決于國內外技術條件對比、國內外產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場需求彈性及寡頭競爭性質等因素。這樣，要選擇一個目標行業對其進行補貼就需大量的信息，而這往往又是難以辦到的。總之，若忽視了國內產業間要素轉移及要素價格變化的影響，會使戰略貿易政策模型的說明力大受影響。
3.2規范的批評
以鄰為壑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常會遇到其它國家的報復而兩敗俱傷。Bhagwati（1989）認為，在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更易出現相互報復的現象。另外，作為小國，遭到報復的可能性也極大。這樣，世界總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戰略性貿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損另一方得益的一種政策，世界總福利水平絕不會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調整。這種把本來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貿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為的手段加以干預，必然不及市場有效，從而，從長遠看，會使世界總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預的有效性也值得懷疑。政府作出的決策，有時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目標。少數人或特殊利益集團把持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情況并不少見，其后果是少數人或特殊集團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獲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許總體上能改善一國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極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補貼的國內廠商往往會發現依賴補貼本身較參與同國外廠商的激烈競爭收益更大。于是，它們轉而進行尋求補貼的活動，而不關注國家賦于它們的轉移壟斷租的職責。這是一種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動，因為它占有了資源而毫無產出（Bhagwati1982）。
總之，大部分經濟學家堅持認為戰略性貿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條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國都從日益增長的世界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這一不容置疑的事實也證明自由貿易依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結
以新貿易理論為基礎的戰略性貿易政策雖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評，但現實經濟中畢竟存在著大量的壟斷現象和規模經濟遞增，因而它有一定的用武之地。連克魯格曼本人也宣稱，他已從一個謹慎的不干預者，成為一個謹慎的干預主義者了（克魯格曼，1992）。Bliss（1994）把戰略貿易政策同關稅同盟理論結合起來來說明貿易集團也可以象一個國家一樣采取一些干預措施來改善集團內部各國的福利水平。這意味著，貿易集團之間極易爆發貿易戰，而非貿易集團成員的國家則可能成為絕對受害者。
總之，迄今為止的研究表明，戰略性貿易政策一方面適用的范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其適用的范圍內，其作用也不顯著。更為重要的是，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無益于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戰略性貿易政策要想得到普遍的認同和支持，除非能找到一種使世界整個福利水平改善的方式，并在理論上加以證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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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聯合國五大機構于2008年出版的《2008創意經濟報告》顯示,從1996年到2005年,中國創意產品出口額從184.28億美元增長到613.6億美元,2005年中國已經占據創意產品全球出口市場18.29%的份額,成為全球創意產品的第一生產國和出口國。然而,通過對具體出口行業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創意產業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產品制造,如工藝品加工、設計產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權內容產品輸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視聽內容產品及版權貿易還相當匱乏。2000年到2005年,中國版權和許可證費出口額從8000萬美元增加到1.57億美元,增長96%;同期,中國的版權和許可證費進口額從12.81億美元增長到53.21億美元,增長315%。2005年中國的版權和許可證進、出口額之比為33.9:1,是典型的版權貿易逆差國。
2005年后至今,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逆差的狀況依然不容樂觀,以新聞出版總署自2005年起連續4年的《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統計數據為例: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產品的貿易額逆差逐年擴大(2005年14853.16萬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萬美元,2007年躍升到21477.73萬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萬美元);版權進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間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卻相反上升至6.91:1。
綜上可見,我國目前仍處于文化產業全球分工鏈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國主流價值和現念的核心文化產品在國際文化貿易中總量仍然很小。
二、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對祖國傳統文化重視不夠
西方國家有現代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卻從來就沒有中斷過,這就保證了其文化的延續性。而我國,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華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國家的落后都歸罪于傳統封建文化的積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結果是韓國人申請了端午祭,我們才酸澀地覺得它是我們的財富;中國年輕人日益隆重地過起了西方情人節,我們才宣傳起中國的七夕節;外國快餐在中國攻城掠地,我們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處。可以看出,我們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了,還談什么擴大文化產品的出口?反觀其他國家,它們卻非常重視保護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產品。WTO多哈回合談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個原因:在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中,法國等國提出了“文化產品例外”原則,即文化產品不能實施貿易自由化,這與美國的意愿相左,從而導致此談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國家內部,盡管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但在維護民族文化的純潔性和延續性上,西方國家仍然是態度鮮明、立場堅定的。
2.沒有把傳統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傳播中華精神
中華文化元素是由顯性因素和隱性因素兩部分構成。顯性因素,如文學藝術、經史典籍、民族服飾、歷史遺跡、節日風俗、書法篆刻,乃至于中國結、奧運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紙扇、一撮茶葉,等等;而隱性因素是那種支撐我們中華民族發展到今天、并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的精神、氣質、品格和風骨。在對外文化貿易中,我們要求通過將顯性的中華文化產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礎上,向世界傳播中華精神。顯然,隱性因素更加重要,因為其一旦被外國人所接受,則會加速顯性文化產品乃至于普通貨物的對外貿易。
然而,由于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以及中國傳統觀念認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國人很少想到去賣文化。結果出現了一種令人尷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蘭是中國的,但美國卻把它拍成了電影,除賺了3億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將花木蘭變成了美國品牌;三國演義是中國的,但在網絡游戲中,卻被日本開發成游戲軟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沒有積極推動對外文化貿易發展的有力措施
應當說我國有關政府部門已經在思考如何促進中國的文化產品走出國門了。2004年7月文化部與商務部及海關總署聯合下發了《關于促進國產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發出了《關于促進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這些政策都缺少實質性的支持,如稅收問題、投資優惠等。特別是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風險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產的周期也大大長于普通商品,如何給予扶持,沒有明確的、切實可行的措施。
三、積極推動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的發展
1.借鑒他國經驗,合理規劃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發展格局
1929年后,美國控制電影產業的大財團通過收購企業和控制發行渠道,逐漸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發行體系,為好萊塢電影繼續走向世界打造了堅實基礎。通過跨國文化公司、占據市場份額90%以上的影視產品及影視音樂版權貿易等,美國文化和價值觀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話語權。
韓國在金融風暴后對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創意產品的國際市場拓展。其基本戰略路徑是瞄準國際市場,將中國和日本等國為重點出口對象的東亞地區作為登陸世界市場舞臺的臺階。通過針對亞洲、美洲等地區的區域差異開發針對性產品;挖掘品牌對韓國形象和韓國文化產業的市場效應;在文化出口地區建立“前沿據點”,通過前沿據點開展區域市場調查、研發和宣傳;積極開展跨國合作,集中資金支持重點出口項目等具體措施,分地區、分階段占領國外市場,有效地推動了韓國游戲等文化產業的發展。
現階段的中國與當時的美、韓具體國情差異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產業的國際化發展是國家文化實力被世界承認的必由之路。可以說,目前中國內地的文化產業只是存量,而作為我國文化產業增量的外向型文化產業,發展力度明顯不足。中國可借鑒國外成功模式,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以文化產業國際化戰略,實現新時代的文化突圍。
2.全方位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和貿易活動
例如參照世界文化論壇、全球文化論壇、國際文化和發展大會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臺的運作方式,吸納國際文化基金等國際性文化基金會的資金資助,并力爭形成長效機制,進一步強化“中國注意力”的影響。為進一步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爭取中國文化話語權,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促進與文化相關的各項事業和產業快速發展,提升我國國家形象,增強整體競爭力,還應當積極打造更高規格、更有全球影響力的文化交流平臺,從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交流機制。
此外還需加快中國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學院等對外文化交流機構的投資建設,以此為載體推進漢語教育事業及中國文化傳播;拓展交流合作領域,鼓勵人民團體、民間組織、民營企業和個人從事對外文化交流以淡化其政治色彩,簡化程序,為民間力量參與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積極培育有特色的跨國文化集團
深圳華強集團就是跨國文化集團的優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資興建文化科技主題公園,是國內文化產業出口非常值得借鑒的成功案例。繼在第四屆深圳文博會上將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文化科技主題公園輸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簽定投資的南非主題公園被譽為“中國迪斯尼”,這是中國向非洲出口的首個大型文化產業項目。這種將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技術含量以及含有中國文化的主題公園,大量地輸出到國外,不僅可以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還能夠積極推進世界范圍內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與此類似,國內市場穩定且發展潛力較大的企業可通過直接投資或注資海外文化企業、建立文化產品的國際營銷網絡等,以多元化渠道進入國際文化市場;中小文化企業則應根據自身實力,以合作出口、積極參與國際性文化展銷等方式,適當尋求國際合作。同時還應利用金融危機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時機,發揮其國際化背景的優勢,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資人才的國際化操作經驗,破除海外市場迷霧,為文化產品服務“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產業基地
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產業,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相對成熟的運作機制以及優秀創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會迸發出產業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價值。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導致海外投資成本大幅下降,為中國出海建立文化產業基地或產業集聚區,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長期以來存在著實力弱小、經驗不足、不熟悉國外投資環境等現實障礙,單獨出海往往面臨巨大的投資風險。因此,中小企業在有經濟實力較強、國際貿易經驗較足的大型企業帶動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以合作參股方式在海外形成產業集聚,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投資方式。
而經濟全球化是以規則為基礎的（rule－basedglobalization）隨著各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就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接受國際規則。經濟全球化規則的強化，對進口替代戰略與出口導向戰略均提出了嚴峻的挑戰。GATT／WTO中關于降低關稅水平、取消非關稅壁壘、實施國民待遇原則等一系列開放市場的要求，使發展中國家不再可能利用傳統手段有效保護國內市場，而這是進口替代戰略有效實施的基本前提，也是出口導向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GATT／WTO關于反補貼、反傾銷等規則，則使出口導向的政策措施受到極大的約束。而且，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競爭已經取代政治競爭成為國家利益的最高目標，美國也不可能像當年對待日韓那樣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單方面的市場準入機會。可見，以往一些后起國家的工業化戰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難度越來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難以繼續使用，有的外部環境不再具備。傳統的工業化戰略面臨嚴峻的挑戰，必須尋求新的有效的工業化道路。
經濟全球化在挑戰傳統的工業化戰略的同時，又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帶來新的機遇。
首先，隨著技術進步的加速，產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制造業技術損耗風險越來越大，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將傳統產業向國外轉移，為發展新經濟騰出空間。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的跨國轉移帶來了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
其次，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商業模式的重大變革，跨國公司為了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將其生產布局日益細化，與以往在各個國家進行產業間分工不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跨國公司可以將一個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同時，跨國公司越來越專注于技術開發、品牌經營和營銷網絡的建設，將制造活動盡可能地以OEM（原廠委托制造）方式外包給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由此帶來的變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領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一些高新技術產品的重要組裝與出口基地，產業內貿易取代產業間貿易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動力。
第三，除了外來投資，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也得以越來越深地參與全球分工。以往，由于貿易保護程度較高，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垂直分工關系，產業間貿易是國際貿易的主導形式。發展中國家的工業企業，如果不借助政府的扶持或強力保護，只能從事紡織、輕工等傳統產業，重化工業、機電工業大規模出口的可能性很小。為了應付不斷強化的國際競爭壓力，跨國公司除了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能力外，還大規模采取外部采購（outsourcing）的辦法，來維持其在核心生產環節的競爭力，這就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從跨國公司引進技術、管理。規范，在更多的產業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更深地參與國際分工。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路徑與手段均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一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迅速在某些新興產業占據一席之地。二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主要任務，從以往推進產業升級轉變為推進產業鏈條的升級。三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推進工業化的政策，從以往以產業差別待遇和扶持為主轉變為創造一個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的投資環境。
新選擇
談到加工貿易，人們往往容易將其等同于中國實行的保稅進口加工復出動。從本質上講，加工貿易是指一國進口中間投入品，加工組裝后再出口的生產與貿易活動。由于各國在稅制、管理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差別，各國關于加工貿易的政策、監管體制均有所不同。
隨著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不斷發展，加工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199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達到了1．6兆億美元，53000家跨國公司與其所屬的45萬家外國子公司的國際生產總值達到9．5兆億美元，外國子公司的加工產品出口額達到2兆億美元，占世界出口額的33．3％。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在一國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一個從頭到尾產于一個國家之內的產品所占比重越來越低。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創造適合加工貿易發展的體制環境，促進加工貿易發展，是全球化條件下推進工業化的一條捷徑。首先，加工貿易是發展中國家接受跨國產業轉移的重要方式。發達國家對外轉移產業是分步的，而木可能一次將某個產業的上下游生產環節全部轉移出去。同時，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內市場容量有限，決定了轉移進來的產業的市場不可能局限于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而必然有一部分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因此，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當大的比重是從事加工貿易的。如果沒有適合開展加工貿易的條件，即高效率的進出口體制、投入品與產品的價格不受扭曲，發達國家的企業就難以向這樣的國家轉移產業。可以說，加工貿易是將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優勢與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優勢相結合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其次，加工貿易適應了國際分工深化的趨勢。由于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分工為主轉變為以產業內生產環節分工為主，除了特定的產業，如國防工業，即使是發達國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部形成某個產業完整的產業鏈。發展中國家更不可以在很多制造業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這樣的產業是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因此，只有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發展中國家才能抓住國際分工深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環節形成組裝與制造能力，參與國際分工。第三，加工貿易的發展將使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造業分工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盡管在加工貿易發展初期，發展中國家所從事的生產制造活動，大多是附加價值較低、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環節，但隨著加工貿易規模的擴大，產業集聚效應必然會導致產業鏈向上下游環節的延伸，同時還會將一些本土產業納入加工貿易引致的國際生產活動，從而不斷提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更為重要的是，當產業鏈較短時，加工貿易的生產活動具有“無根工業”或“飛地工業”的特點，在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時，如工資水平上漲后極易發生遷徙，隨著加工貿易產業鏈的不斷加長，產業相互配套，使加工貿易活動得以扎下根來，成為本土制造業的一部分，從而將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制造業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巨大貢獻
自從1970年代末我國實行加工貿易政策以來，加工貿易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長。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16．66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414．37億美元，增長了約145倍。相應于此，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經從1980年的4．4％提高到2001年的47．4％，加工貿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更高達55．4％。
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就業、稅收、創匯等方面的巨大貢獻，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同，但是，加工貿易究竟是解決就業壓力等問題的權宜之計，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實現工業化的一條有效途徑？人們對此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正因為對這一問題認識上的分歧，使得加工貿易的戰略地位一直未得到明確認識，導致我國加工貿易政策搖擺不定，不僅不利于加工貿易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經濟整體發展。
透視我國加工貿易對工業化的作用，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加工貿易直接帶動資源投入制造業，形成強大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能力。首先，加工貿易將大量農村閑置勞動力納入制造業。由于我國尚沒有關于加工貿易的專門統計，因此難以給出加工貿易從業人數的準確數據，但是，按有關部門和研究成果估計，加工貿易從業人員超過千萬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員是從以往的農業部門轉入制造業的。其次，加工貿易吸引大量資金（特別是外商投資）進入我國的制造業。20多年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超過4000億美元，截至1999年底，合同利用外資中59．6％投資于工業。按照這一比例估算，實際投資于工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約為2400億美元。加工貿易的發展，形成了強大的制造業能力，2001年加工貿易凈出口額達到535億美元，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16．5％。如果考慮到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在國內銷售的工業增加值，加工貿易對我國工業增加值的貢獻會更高。
第二，加工貿易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的加工貿易是以紡織服裝輕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新技術產品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考察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加工貿易帶來大量新產品、新技術，形成了新的產業。在從事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中，技術水平普遍高于國內原有水平。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問卷調查，加工貿易企業的技術水平達到母公司先進水平的占21％，達到國內先進水平的占47％。加工貿易發展直接帶來了新興制造業的發展。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國IT產業的發展。IT產業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產業之一，因而最適合發展加工貿易，90年代以來，大量外商來華投資于IT制造業，從事加工貿易，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國公司，也有大量“隱姓埋名”為跨國公司從事OEM生產的臺資企業。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使我國從一個電子工業相對落后的國家，迅速崛起為世界IT產業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對國際IT產品市場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我國出口結構的不斷改善，機電產品已經成為第一大類出口產品，2001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44．6％，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提高，且保持強勁的勢頭。加工貿易是機電產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機電產品出口的約3／4是采取加工貿易方式取得的，在機電產品出口大市深圳，加工貿易出口占機電產品總出口的近90％，而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近50％。
其次，加工貿易提高了技術開發能力，促進了技術進步。據課題組調查，加工貿易企業中，有技術開發機構且能夠出口售技術專利的企業占1．27％，有技術開發機構并能提供企業所需大部分技術的企業占48．28％，這兩類合計比重達到近50％。另外，還有22．6％的企業有技術開發機構但只能提供企業所需部分技術。這些指標遠遠高于全國大中型企業的平均水平，1999年全國大中型企業有技術開發機構的只占32％。隨著加工貿易的不斷發展、競爭壓力的增強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大型跨國公司越來越重視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從事技術開發。愛立信、IBM、英特爾、惠爾浦、富士康等知名跨國公司都已經在華設立了研究發展機構，從整體上提高了我國研發水平，在IT等新興產業中，尤其明顯。對技術開發的重視促進了加工貿易的技術進步，據課題組調查，近年來，技術有很大進步的加工貿易企業占29．9％，有一定進步的占61．5％，保持原狀或有一定退步的分別占有7．3％和1．3％。
再次，加工貿易的技術與管理“外溢效應”促進了相關-企業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加工貿易的外溢效應主要通過三條途徑實現：第一條途徑是產品的擴散與競爭。由于大量加工貿易企業是兼顧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由加工貿易企業帶來的大量新產品投入國內市場，一方面培育了國內需求，另一方面也為國內企業開發與生產同類產品提供了示范，移動通訊市場的擴張與制造業的發展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證。第二條途徑是加工企業對配套企業的訂貨要求與技術支持。國內企業之所以難以借助加工貿易進人國際市場，主要原因在于產品質量與交貨期達不到加工貿易企業的要求。據課題組調查，只有26．3％的加工貿易企業認為不必對配套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在認為需要對配套企業進行技術支持的加工貿易企業中，49％的企業對配套企業提供了技術支持，12．9％的企業準備提供技術支持。加工貿易的訂貨要求與技術支持，大大提高了國內配套企業的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使其產品能夠達到國際市場的要求。第三條途徑就是技術與管理人員的流動，傳播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
第三，加工貿易推動了全國的工業化進程。首先，加工貿易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能夠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熟練勞動力。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是加工貿易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加工貿易企業的工人主要是從農村進城的“打工者”。加工貿易企業將這些農村勞動力轉化為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熟練勞動力。一方面，加工貿易企業非常重視對員工的培訓，據課題組調查，只有8．9％的加工貿易企業沒有對員工提供培訓。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貿易企業面向國際市場，因此，其技術、質量、管理基本上都具備國際競爭力，其員工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親身體驗了工業化生產對工人的技能與紀律的要求，了解到面對國際市場的技術或管理。勞動力從加工貿易企業的流出，使得這些年輕的適應工業化的勞動力成為全社會推進工業化的寶貴財富。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人員流動越來越普遍。加工貿易企業員工的流動性更強。據課題組調查，90％以上的企業存在員工流出。與大多數企業不同的是，大部分加工貿易企業的“打工者”在工作幾年后，往往會回到故鄉，其在打工期間學習到的工業化文明（如工業生產所要求的技能、紀律、意識、經營管理的知識等）隨之迅速擴散，這些回流的打工者不少人成為了鄉鎮企業的骨干，為廣大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做出貢獻。
其次，加工貿易的發展為我國培養了大批適應國際化競爭的技術與管理人才。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來華從事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大多實行人才本地化戰略，因此，大批本地員工走向了技術與管理的關鍵崗位，在實踐中得到鍛煉與提高，積累了面向國際市場生產與經營的寶貴經驗。而這些人才的流動則成為技術與管理擴散最為有效的途徑。據課題組調查，加工貿易企業流出的人員，首選仍然是外商投資企業，但有19．5％的企業認為其流出員工開始了自我創業，18．6％的企業認為其員工流向了私營企業，9．6％的企業認為其員工流向了國有企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近20％的加工貿易企業認為其流出員工開始了自我創業，說明加工貿易企業對于培養未來的企業家，同樣具有巨大的作用。
最后，加工貿易創造的大量順差為進口先進設備提供了條件，有利于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外匯，為推進工業化提高了必備的條件。僅1993年一2001年9年間，加工貿易累計實現貿易順差2558．33億美元，而同期全國貿易順差總額僅1818．71億美元，加工貿易創造的貿易順差占全部貿易順差的比重高達140．7％。如果沒有加工貿易的發展，我國絕對不可能積累現在這么大量的外匯儲備，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能否獨善其身并對區域經濟穩定做出貢獻，也是存有疑問的。
1970年代末開始，我國實施了鼓勵發展加工貿易的政策，對用于加工貿易的進口實行保稅政策，免征進口關稅，同時對除少數敏感商品外絕大多數商品的進口取消配額等非關稅壁壘的限制。這些政策的實行，消除了我國高關稅、高非關稅壁壘政策對加工貿易進口的扭曲，使在華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可以與世界其他各國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從而充分發揮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與深化，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加工貿易不斷發展壯大。針對不斷出現的新形勢，加工貿易政策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例如，1994年稅制改革后，加工貿易進口保稅政策又納人了國內增值稅保稅的內容，針對加工貿易中存在的走私漏洞，引進了保證金臺帳制度、出口加工區政策等。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體制的不斷調整與完善，是政府努力適應加工貿易發展要求的結果，對加工貿易的持續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近年來，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體制中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從事加工貿易企業對現行政策與監管的意見越來越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對加工貿易有關政策調整方向的分歧越來越大。實質上，這是由于加工貿易活動發生了很多新變化，對現行政策與監管體制提出了不少新要求。
加工貿易的變化及對政策與監管的新要求，歸納起來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工貿易主體結構的變化：外商投資企業成為加工貿易的主要力量
加工貿易始于東南沿海地區的對外加工裝配活動，早期主要是以國內企業為主，雖然很多從事來料加工的國內企業實質上是由外商投資機器設備并進行生產管理的，但這些企業都掛靠在擁有外貿權的外貿公司旗下，由外貿公司負責其進出口手續。80年代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一直不高，199o年才達到28．8％。隨著90年代初外商來華投資逐漸進人，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迅速攀升，1994年即超過一半，達到56．l％。到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已經達到73．3％。
從事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內部，其結構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80年代來華從事加工貿易的主要是港商，9O年代初中期大量臺商到大陸投資，90年代后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大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據統計，世界5O0強企業中，超過400家已經在我國進行了投資。
加工貿易主體的變化，對加工貿易的貿易方式、市場結構、產品結構和產業鏈條結構等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二，貿易方式的變化：來料加工為主變為進料加工為主
我國的加工貿易早期是以來料加工為主的，1980年來料加工進出口額為13．3億美元，占加工貿易總額的79.8％。來料加工的好處在于，中方企業不必為支付原材料采購費用，也不必為產品的銷路操心，這在中方企業規模有限、參與國際分工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具有特殊的優勢。到80年代末期，這種貿易方式的結構發生了改變，1989年進料加工進出口額首次超過來料加工貿易額，達到53．l％。隨后，進料加工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01年達到了71．4％。
進料加工比重的迅速提高，基本原因在于，外商投資企業比內資企業更傾向于進料加工貿易方式，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進料加工占其加工貿易總額的85．8％，內資企業進料加工占其加工貿易總額的28．7％。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導致加工貿易整體格局從以來料加工為主變為以進料加工貿易為主。
外商投資企業傾向于進料加工方式的基本原因在于，隨著我國國內市場規模越來越大、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外商投資企業越來越注重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很多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在大量出口其產品的同時，也不斷增加在國內市場的銷售。兼顧兩個市場具有不少好處，一是可以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實現生產的規模經濟，降低成本；二是可能擴大應付市場波動的回旋余地，例如，近幾年當國際IT市場萎縮時，國內市場的迅速擴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三是保持外匯平衡或結余，在中國政府中樹立良好的出口企業形象。中國政府一貫鼓勵出口，加人WTO后雖然鼓勵手段大大弱化，但這一政策取向并未改變，外資企業深知政府的政策取向。中國加人WTO后，按照承諾已經修訂了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法律條款，進一步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內銷。據課題組調查，沿海地區不少目前從事來料加工的所謂“三來一補”企業，都已經或正在考慮改變注冊，成為外商投資企業，從事進料加工，同時可以內銷。可以預見，在不遠的未來，進料加工貿易的比重會進一步提高。
越來越多的加工貿易企業兼顧出口與內銷，對我國加工貿易政策與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百分之百出口的來料加工貿易方式，對部分內銷企業進料加工貿易的監管要更為復雜。我國政府試圖通過建立“出口加工區”的方式來解決監管效率和防止走私的矛盾，但由于未能充分考慮大量外商投資企業兼顧內銷的趨勢，“出口加工區”計劃進展緩慢，據調查，一些進人區內的企業最終又要求退出。
第三，產品結構的變化：從傳統產品為主變為機電產品為主
早期我國的加工貿易以紡織、服裝、玩具、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企業來華從事加工貿易，機電產品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高，2O01年，加工貿易出口機電產品882．7億美元，占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60％，占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的74．3％。加工貿易出口中，計算機、通訊設備、視聽產品占有重要地位，不僅使加工貿易出口產品檔次大大提高，而且使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大大改善。
加工貿易產品結構的變化，對監管體制提出了新要求。我國現行的加工貿易監管辦法是在早期針對服裝等輕工產品的加工貿易發展起來的，手冊、合同等管理辦法針對傳統加工貿易產品是基本可以滿足需要的。但是，與傳統的服裝等產品相比，以IT產品為代表的機電產品生產具有“生產零庫存、采購全球化、訂單電子化”的特點，進口的中間投人品種類遠遠多于傳統的服裝等產品，同時對通關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對于很多從事機電產品加工裝配的企業而言，由于中間投人品種類多，手冊數量不夠，影響到企業的生產進度；很多企業進貨與出貨，均采用電子手段，根本沒有合同，為了應付管理部門，只好去作一份假合同，監管部門心知肚明，但受現行規定的約束，只好繼續要求企業提供這種沒有意義的合同；對于生產零庫存的企業而言，通關效率至關重要，上海IN－TEL曾經因為通關問題而停產，生產經營受到負面影響，不少跨國公司因為國內通關效率低下而不得不將其高端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放在香港，在內地只進行低端產品的加工貿易。上海市對外高橋保稅區內英特爾、JVC等49家大型跨國公司實施了“空運直通式”通關，通關時間由原來的平均96小時縮短為6小時，表明我國現行的通關管理體制還有很大的改進余地。
第四，加工貿易國內采購明顯提高
隨著加工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一方面，很多加工貿易企業在海外的配套企業也跟隨而來，在華投資設廠，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技術水平、產品質量均大大提高，同時，有關政府部門通過舉辦供貨會等方式為供需雙方牽線搭橋，因此，90年代中期以來，加工貿易逐漸改變了以往“大進大出”的格局，國內采購快速提高。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在1990年只有11％，1995年僅13．4％，而1998年已經提高到52．4％，ZO01年進一步提高到56．8％。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的不斷提高，在形成跨區域的采購網絡的同時，在我國沿海地區形成了一些產業特征明顯的產業聚集帶。
由于國內采購有利于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國內采購已經成為加工貿易企業普遍的現象，根據課題組調查，高達46．2％的企業將國內采購作為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主要來源，高于其他采購方式。
國內采購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內配套產品檔次與附加價值有待提高。調查結果顯示，49．7％的企業國內采購的中間投人品是初級產品，40．9％的企業國內采購的投人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投人品僅占13．1％。二是國內采購在很多加工貿易企業采購中的比重還有待提高。將近一半（48．6％）的企業在國內采購原材料和零部件比重低于25％，約60％的企業在國內采購的機器設備的比重低于25％。
出口退稅政策和深加工結轉政策是制約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提高的主要政策因素。據調查，75．9％的企業憑增值稅發票向國內企業采購中間投人品，30．8％的企業通過深加工結轉方式采購。出口退稅政策直接影響加工貿易企業是否進行國內采購的決策，由于來料加工不實行退稅，因此，與進料加工相比，來料加工國內采購率明顯偏低，國內采購比重高于50％的企業，進料加工企業中達到34．4％，而來料加工企業中只占20．5％。對于可以享受出口退稅的企業，出口退稅時間過長，占壓企業資金，也影響到企業國內采購行為，有的企業將本可以在國內采購的合同轉到境外采購，有的企業通過境外機構進行國內采購，即所謂的“香港一日游”。在課題組所列的10項影響國內采購的因素中，“出口退稅時間長”被受調查企業認為是第三位的障礙。
深加工結轉一直是加工貿易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也是加工貿易管理中的一個難題。深加工結轉是加工貿易國內產業鏈不斷加長的結果，近年來深加工結轉發展勢頭很猛，以深圳為例，2002年1月－5月，加工貿易“轉廠”配套出口（轉出）20．3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加工貿易出口值的15．09％；“轉廠”配套進口（轉人）32．3億美元，相當于加工貿易進口值的35．1％，增長24．97％。深加工結轉業務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加工貿易的附加價值。
為了防止加工貿易企業利用深加工結轉進行走私，我國對深加工結轉業務實行嚴格的手冊管理辦法。這種手冊管理方式對采購渠道單一、品種簡單的企業比較適用，但對于越來越普遍的采購渠道較多、所需零部件繁多的企業而言，經常會遇到手冊不敷使用、采購不能如期完成的問題。例如，北京JVC在國內有50家配套企業，其中20家是深加工結轉關系，涉及250種零部件，受手冊不足的限制，部分中間投人品轉向國外采購或“香港一日游”。另外，目前關于轉廠必須由海關指定的保稅監管車運送的規定，不但增加了運輸成本，而且延長轉廠時間。據調查，深加工結轉手續繁瑣是影響企業進行國內采購的第四位障礙。
對于結轉方式采購的國內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往對轉廠環節免征增值稅，從2000年開始對加工貿易企業深加工結轉業務實行“免、抵、退”。在手續繁瑣問題沒有得到緩解的情況下，又將出口退稅問題5；人了深加工結轉業務之中，進一步影響了企業進行國內采購的積極性。
總之，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和深加工結轉政策的有關規定和管理辦法，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加工貿易加長國內產業鏈的要求，越來越成為制約加工貿易企業采購的障礙。特別是近年的某些政策調整新動向，與國家鼓勵加工貿易延長國內產業鏈、推進工業化的宏觀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第五，加工貿易向下游延伸勢頭初露端倪
2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經常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至于貿易互補度方面,新疆國際商貿大通道的貿易定位,就是緣于我國與中亞國家間極強的貿易互補性存在,這是新疆邊貿發展的基礎。人民幣升值會否使貿易互補度下降從而降低貿易流量呢?應該不會,理由是:第一,中亞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國內對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費品和機電產品需求強烈。雖然新疆也面臨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以及一些西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價廉的競爭優勢短期內還不可動搖;第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內能源供應增長較慢,使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7年開始已經上升到50%以上。中亞作為世界上能源儲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區,能夠通過陸路通道向我國供應油氣資源,對實現我國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和運輸方式多樣化,減少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顯然,即使人民幣繼續升值,也不會因為其帶來貿易互補度降低,從而縮減貿易流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擴大貿易規模是有利的,對新疆經常項目帳戶會產生收入增加效應。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帶來的通常是進口成本下降,進口貿易流量顯著擴大。
2.2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和金融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的影響。
如果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確定,就會產生不斷繼續升值的心理預期,從而使人民幣升值投機將加重,短期資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資本還可能通過外貿套匯、假合資項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國際熱錢將選擇諸如房地產等受益于升值而產生明顯增值的市場進行投資,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增加國外機構的投資信心,也可能使他們獲得投資收益和升值收益的雙重利潤。
(2)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流動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看似會增加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直接投資熱情,其實未必。因為:第一,如果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則存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價格提高,削弱了價格國際競爭力,如不提高美元價格,則出口利潤減少的情況。但人民幣升值同樣會帶來進口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下降的現象,兩者相抵后的結果是匯率升值對出口利潤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面積的加工貿易型企業倒閉和轉移風潮,關鍵因素并非人民幣升值,而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在我國到了轉型升級的轉折點;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其并不在乎人民幣升值所增加的一點投資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國擁有巨大消費潛力的國內市場。而且其投資基本是長期投資,升值后其在我國存量資產反而能夠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幣升值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3.1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不能否認,人民幣升值會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價格提高,降低其在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為原先一味依靠廉價優勢,在國際市場打價格戰的出口企業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關注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對競爭優勢的關注程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手段也將逐漸從單一的價格競爭手段向各種非價格競爭手段轉變。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新疆外貿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質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業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提高非價格競爭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2改善貿易條件,避免“貧困化增長”
“貧困化增長”往往是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其出現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國際市場占有較高市場份額,而且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從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屬于消費剛性較強的服裝、鞋帽、箱包、紡織品、農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其也是我國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亞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顯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備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解決辦法只有提升出口價格水平,降低進口價格水平,改善貿易條件,而人民幣升值正好帶來了這種價格效應。
3.3降低資源進口成本,增加進口規模
新疆進出口貿易嚴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額115億美元,而進口只有22億美元,貿易順差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這本身就意味著新疆外貿發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換匯手段和過程,進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因為只有進口,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乃至經驗、文化等等,以及國內短缺的商品和物資。后者可以保障國內各部門發展的平衡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幫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最終使經濟實現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亞能源和資源等主要進口品在不考慮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前提下變的比以前廉價,從而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資源進口帶來良好機遇。目前進口規模有限,主要是因為能源、資源運輸通道的制約。隨著中哈輸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輸油,二期的開工建設,隨著中國—中亞輸氣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進口將面臨快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顯然可使進口節約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中亞國家資產價格變的更便宜,在我國積極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業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機遇,積極購買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資源資產,為將來擴大能源、資源進口奠定堅實基礎。
4結論
(1)人民幣繼續升值對新疆國際收支的影響表現在:經常項目項下會帶來貿易規模的增加進而使國際收支額上升;在資本和金融帳戶下會產生短期投機資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資不會受明顯影響,所以該帳戶國際收支額也會相應上升。(2)人民幣升值對新疆出口貿易的影響,短期來看是不利的,長期來看,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貿易條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貿實現可持續發展。(3)對新疆進口貿易來說,升值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在新疆能源、資源運輸瓶頸解決后,如果升值,必將帶來新疆進口空前增長的井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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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現在服務業規模擴大、比重提高，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逐步提高上。2007年，我國服務業實現增加值9.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1.4%，按照當年價格計算比1978年的872.5億元，增長了100倍還多。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速達到10.8%。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從1979年的23.9%提高到2006年的39.4%，提高15.5個百分點。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服務業取得了較快的增長。
其次，服務業已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渠道。我國服務業從業人員從1978年的4890萬人猛增到2006年底的24614萬人，凈增加從業人數19724萬人，大大高于同期第二產業平均每年增加439萬個就業崗位的水平，充分體現了服務業就業彈性高的特點。1978-2006年，農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員比重下降近28個百分點，工業和建筑業上漲近8個百分點，而同期服務業就業比重則上升20個百分點，達到32.2%。服務業已經成為吸納社會勞動就業的主渠道，在就業方面發揮著第一、第二產業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中國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
中國是人口大國，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但并未形成人力資本。中國服務業的產業內部結構是以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主，這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在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科技進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動下，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對高新技術的應用能力、研究與開發能力以及人力資源的開發管理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國際服務貿易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升級，像金融、保險、房地產、商務服務等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十分迅速，在服務貿易進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從長遠來看，如果我國服務企業不注重高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不注重提高勞動生產率及服務人員的整體素質，現有的“比較優勢”將隨著我國經濟逐步國際化而喪失殆盡，甚至轉變為“比較劣勢”。因此，要合理規劃和安排服務業發展的總量目標和結構目標，在充分發揮中國勞動力密集型服務業競爭優勢的同時，分階段有重點地發展高層次的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使服務業產業內部結構逐步優化，趨于合理，使服務業的發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
三、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
1.服務貿易發展的自由化趨勢
商務部世貿司司長張向晨為2006年4月15日舉行的第99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撰文時指出，加入世貿組織四年多來，中國認真履行了各項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中國在包括銀行、保險、證券、電信、建筑、分銷、法律、旅游、交通等在內的眾多服務部門，對外國服務提供者的市場準入水平大幅提高。在WTO分類的160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中國已經開放了100多個，占62.5%，服務貿易部門開放程度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預計隨著世界貿易自由化趨勢的發展和中國對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的進一步履行，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會進一步加大，中國服務業面臨著巨大挑戰，這同時也給了中國服務業一個學習和進步的機會。從現階段來看，中國不可能無條件開放國內服務市場，適度保護國內服務市場是必要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只能是在“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下來實現。
2.服務貿易發展的加速化趨勢
自從加入WTO以來，由于中國政府逐步放寬了對服務貿易的限制，國際服務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從1982年到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二十九倍，年均增長近16%，為全球平均增長水平的兩倍，出口世界排名從第二十八位上升到第八位，進口世界排名由第四十位上升到第七位。服務貿易增長速度不僅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長率，而且高于同期商品貿易出口額的年平均增長率。服務貿易的增長不但快，而且還有不斷加速的趨勢。我國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到2010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四千億美元”的發展目標。
3.服務貿易發展的非平衡化趨勢
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性，主要體現在結構方面。一些傳統服務產業所占比重過大，而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興服務業所占比例則很低。從1996—2005年，我國服務出口總額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到2005年，我國實現旅游出口293億美元，占我國服務貿易出口比重近40%。而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為基礎的一些新興服務業則明顯較弱。2005年，我國金融服務出口額1.5億美元，保險服務出口額5.5億美元，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18.4億美元，一共占整個服務貿易出口的3.5%。在我國服務貿易中，傳統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而新興服務業才剛剛開始發展，比重較小。由于歷史積累和知識技術等因素影響，我國服務貿易結構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并預計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服務貿易結構都將不平衡。
4.服務貿易發展的高科技化趨勢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不斷推進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中國服務貿易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呈現出知識化和高科技化特征。在過去十年中，許多新興服務行業從制造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經營行業，其中技術、信息、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發展最快。其他如金融、運輸、管理、咨詢等服務行業，由于運用了先進的技術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圍內擴大。高新科技的發展，不僅使得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不斷地高科技化，而且也使很多傳統的產業和傳統的服務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裝，金融的電子化、商務活動的電子化、電信業務的數字化都體現了世界服務貿易的高科技化趨勢。
5.服務貿易壁壘的隱蔽化趨勢
由于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要求，各成員國必須加快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于是，為了保護本國的服務業，中國對需要保護的行業和部門必須采取非關稅壁壘措施，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國競爭者的行業標準；政府在安排服務支出的時候，優先考慮本國企業；對本國服務出口實行隱蔽性補貼、減免稅等，這些做法都體現了服務貿易壁壘的隱蔽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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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則，尋求合規的解決方式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的許多貿易規則中都有針對向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規定，可以使我國在對外貿易過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別優惠。世貿組織關于發展中國家的相關規定在解決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能夠起到突出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政府必須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則，尋求合規的解決方式。我國政府可以組成成立一個由法律專家組成的、專門負責進行針對我國對外貿易企業遇到貿易爭端問題時法律援助的機構，為中美貿易摩擦中我國企業的以及應訴問題進行有效的指導。
三、積極發展國內市場的需求
1入世以來中國農產品貿易取得的成就
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中國的農業由于長期分散經營,缺乏現代化,科技含量偏低、市場意識淡薄等缺陷,不被人們所看好。現在,當我們掀開過渡期的保護網后,卻發現中國農業非但沒有被沖垮,反而在嚴峻的市場競爭面前,穩住國內市場,積極主動出擊,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成效。
1.1降低進口關稅方面
加入WTO以后,中國承諾農產品的平均進口關稅稅率到2008年要降到15.1%。而實際上中國農產品的關稅總水平2005年已下降到9.9%,提前達到10%以下水平的目標,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水準最低的國家之一。
1.2敏感商品的關稅配置制度管理方面
中國農業對外全面開放市場的各種壁壘也已經基本消除。自2004年起,糧食等重點農產品的進口關稅配額數量達到最高點,2005年仍維持同樣的高水準,小麥配額達963.6萬噸、玉米720萬噸、食糖194.5萬噸、棉花89.4萬噸。2006年1月1日起取消豆油、棕櫚油、菜子油進口的關稅配額管理,實行9%的單一關稅管理。
1.3國營貿易制度的改革方面
農產品國營貿易比例逐漸縮小,2005年取消羊毛和毛條的進口指定經營制度。各種化肥進口關稅配額數量達到最高點,除尿素繼續保持90%的國營貿易比例外,其它化肥的國營貿易比例將逐步縮小。2005年起對外資開放農藥、農膜的零售和批發業務,2007年起開放化肥零售和批發業務。
1.4停止農產品出口補貼、限制對農業的國內支持等方面
2006年12月7日,經過6天的談判,在香港參與世貿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成員終于達成共識,通過了《香港宣言》。在最關鍵的農產品問題上,一直擺出強硬姿態的歐盟,最終與其他成員達成一致,同意在2013年底前,世貿組織成員國都將取消所有農產品出口補貼。而中國自加入WTO之日起,就同意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并承諾將國內支持中的“黃箱補貼”上限是8.5%,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
2后WTO過渡期中國農產品貿易面臨的挑戰
2.1國際農產品貿易形勢日趨復雜
貿易壁壘的消除，使得中國的農產品面臨著外國產品的激烈競爭。中國完全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而農產品主要出口國都不同程度地給予出口補貼，這使得中國農產品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除此之外，一些國家運用反傾銷、技術標準、進口配額管理、知識產權保護、反出口補貼等多種手段，對進口農產品設置了多種貿易障礙，導致中國農產品出口增長遭受較大壓力。
2.2“綠色壁壘”問題突出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多年以來，由于我國在環境標準制定實施及資金投入、環境技術水平等方面與歐美日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再加上我國出口商品市場又多為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所以綠色壁壘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阻礙作用不斷加強。統計顯示，入世以來，我國出口農產品遭遇了11個國家和地區貿易救濟調查15起，涉案金額約5億美元，占同期總案件數和總涉案金額的比例分別為5%和6%。目前，我國有90%的農業及食品出口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造成每年損失約90億美元，出口受阻的產品從蔬菜、水果、茶葉到蜂蜜，進而又擴展到畜產品和水產品。令人擔憂的是，國外貿易壁壘日趨綜合化，且范圍還在擴大。
2.3農產品進口壓力日益增大,農產品貿易逆差可能保持下去
入世之后，在中國外貿進出口順差擴大的時候，中國農業逆差卻日益突出。2004年，農產品貿易逆差在入世后三年首次出現，并達到年度逆差46.4億元，改變了中國農產品外貿長達20年順差格局。據統計，2005年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558.3億美元，貿易逆差11.3億美元。2006年中國農產品進出口額雙增長，農產品貿易逆差由2005年的11.3億美元縮小為9.6億美元，下降41.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在這3年期間，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減少幅度達79.4%。在國家宏觀政策的干預下，逆差發展趨勢得到遏制，短時期內對中國大宗農產品的生產以及農民收入的直接影響在減輕，而貿易逆差的長期存在，將不可避免地對我國農業發展產生一系列影響。
2.4出口風險的擴大來帶新的壓力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步提升，企業對外貿易自得到進一步放寬，中小企業的外貿活動也日益頻繁。但是出口風險這個重要問題，仍然沒有引起貿易企業界的足夠重視，而忽視出口風險的直接后果，就是存在大量的逾期未收回的海外應收賬款。據商務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韓家平估算，大約在1000億美元左右，而且每年還會新增約150億美元。尤其是近些年來，國際詐騙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有些國際詐騙分子正是利用我農副產品出口企業規模普遍較小、管理制度不完善、風險意識不強的弱點，頻繁地對它們下手，出口風險帶來的損失令一些中小型企業倒閉的案例并不罕見。
3沉著面對新形勢和挑戰，制定有效對策
市場的開放是雙向的，中國開放市場的同時，其他市場也將給中國提供更多的機會。中國的農產品將更有可能走向國際市場。因此，如果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農產品貿易現狀，必須抓住機遇，因地制宜地采取行之有效的對策。
3.1加快對外貿易體制創新，全面提升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面對西方國家不斷提高技術壁壘和國際市場激烈競爭的局面，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戰略性任務，就是加快農產品對外貿易體制創新，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的外貿體制。近幾年來，盡管在農產品對外貿易體制創新和建設方面有所進展，但還遠不能適應國際農產品市場的變化。目前，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發展已經明顯受到體制缺位的制約，構建一個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并且富有成效的農產品對外貿易運行機制，需要在經濟體制深化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3.2進一步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改善逆差狀況
進入WTO以后，我國農業連年保持了較好發展態勢，農產品進出口價格保持平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農產品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使兩個問題逐步顯性化：一是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某些農產品的質量差距；二是農產品出口數量的迅速擴大，將導致貿易磨擦增多。持續的逆差現象也表明：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實踐表明，應根據國際市場的需要，進一步優化農產品進出口結構，包括加強國外市場調研和銷售渠道開拓、調整農產品出口品種及其比重、加快發展有機農產品和加工品，這既有利于破除國外技術壁壘，擴大農產品出口金額，促進農民收入增加，又可減少國際貿易摩擦，改善外部經濟環境。
3.3打破“綠色壁壘”
要打破“綠色壁壘”，就要加快農村產業組織創新，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和行業協會，提高農產品的生產效率和抗綠色壁壘風險的能力；提高農產品質量檢驗檢疫標準，促進與環境有關的認證工作，使我國產品標準和相關環境標準逐步與國際標準接軌；盡快建立健全有效的農獸藥殘留監控體系，改進檢驗檢疫監管模式；在農產品生產和出口企業在努力提高產品質量的前提下，實施綠色營銷策略，走品牌戰略之路。
3.4積極防范出口信用風險
企業要建立信用管理體系，重視人力資源的管理、員工考核和培訓，借鑒國際通行的信用管理方式，入國際保理業務等。此外，國家相關部門可以建立出口企業信息交換平臺，采用信息共享的方式將惡意詐騙的外國公司資料予以公布，防止更多的出口企業受騙上當。
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進出口對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日益增強。1988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27.9億美元；之后經過6年的發展，于1994年再邁一個千億美元的臺階；1997年，外貿總值突破3000億美元，并首次躋身世界10大貿易國行列。
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對外貿易更是煥發出勃勃生機，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2004年對外貿易進出口規模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對外貿易進出口高達1.7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并進一步縮小與第二大貿易國的差距；加入世貿組織5年間合計進出口總值已超過從改革開放到加入世貿組織之前23年的總和；2006年外匯儲備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
對外貿易的良好發展，對于解決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矛盾，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乃至對世界經濟的推動，都表現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改善我國經濟結構，加速工業化進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外向型經濟部門不斷壯大，通過擴大出口，利用獲得的資金，引進工業生產所必需的資本品、原材料、技術等，加速工業化進程，改變傳統產業格局，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總體競爭力。
二是推動國內技術進步，體現“后發優勢”。對外貿易是我國獲得技術的重要渠道，知識產權的跨國交易本身就構成了現代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和生產線，實現了產品出口結構的不斷優化，推動了國內技術進步，這種“后發優勢”對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是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增強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通過出口國內生產相對過剩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可以緩解國內供求矛盾，提高經濟效益。當前我國手機、電冰箱、電視機、摩托車、服裝鞋帽類的出口依存度均在5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70%以上。而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緊缺原料，也能夠通過對外貿易得以實現，2005年我國已成為世界鐵礦砂、氧化鋁進口第一大國和原油進口第三大國。由于進出口的良性運作，不僅彌補了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結構失衡，提高了總產出水平，而且逐步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增強了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四是促進資本積累，提升規模效益。
多年來，我國貨物貿易的順差一直是外匯儲備快速上升的重要來源。2001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剛剛超過2000億美元，2006年底突破1萬億美元，同期貨物貿易順差累計達到3675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外匯儲備增量的43%。貿易順差為企業的資本積累提供了資金來源，提高了生產廠商對未來市場的預期，刺激了投資需求，提升了企業的規模效益。
五是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帶動了國內就業。外向型經濟的日趨活躍，帶動了國內就業水平的提高。據有關專家分析，2006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達到70%左右，有效帶動了國內就業，新增城鎮就業人口1184萬人，是近年來新增就業人數最多的一年。
六是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積極作用。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的發展更具開放性，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更大，多年來無論進口還是出口都能保持高速增長。據有關專家分析，2003年至2005年間，中國對外貿易增長對世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對全球經濟的全面復蘇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貿易順差是我國積極利用外資政策和特有貿易結構的必然結果，也是國內經濟長期健康快速發展的正常表現
長期以來，我國擁有良好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近幾年世界經濟全面增長，為我國積極利用外資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形成了以加工貿易為主要貿易方式、以外商投資企業為進出口主體的我國特有的貿易結構。這是我國對外貿易長期保持順差的主要因素。
一是加工貿易發展勢頭迅猛。一方面，我國良好的工業配套能力和大量廉價勞動力，加速全球制造業向我國轉移。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貿易實行保稅政策，對于外資投入加工貿易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長期以來，加工貿易成為我國外貿的“半壁江山”。加工貿易是一種增值的貿易形式，必然產生貿易順差。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總額為1775億美元，其中，進出口為逆差的貿易方式有：外商投資企業設備進口逆差278億美元，保稅區、保稅倉庫進出口逆差600億美元，還有其他貿易方式有部分逆差；進出口為順差的貿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貿易進出口順差831億美元，而加工貿易進出口順差則高達1889億美元，超過了貿易順差總額。由此可見，當前加工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持續增長。2006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達630億美元，已經連續3年保持在600億美元以上的水平，其中近7成投入到了制造業中。目前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超過190個，全球500強已有480多家在華投資，我國已成為一些重要工業品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鞏固。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面向國內市場生產，替代了部分進口需求。鋼材、汽車及零部件、機械設備、消費類電子產品、尿素等產品進出口態勢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市場有限，外商投資企業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我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態勢。
除上述兩個長期因素外，我國貿易順差問題也與下面三個短期因素有較大關系：
一是部分企業在出口退稅率調整前突擊出口。近兩年，國家對“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相繼調低或取消出口退稅率。企業往往根據政策調整日期提前出口或突擊出口。如2006年鋼材、服裝等產品集中突擊出口現象較為明顯。
二是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促使企業加快出口步伐。截至今年1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相比匯改前累計升值幅度已達6%。從長遠看，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擁有高流動性或巨額人民幣資產的行業將會帶來好處，而對以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或產品國際定價的行業則會帶來沖擊，如電子、紡織、機械等行業。為了減小或避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沖擊，許多企業紛紛加快出口步伐，而對進口采購則持觀望態度。
三是出口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由于近年來國內土地、原材料、勞動力等價格上升，導致企業出口成本上升，許多企業通過提高出口價格轉嫁部分成本。與2005年相比，2006年我國出口價格總體上升4.2%，而進口價格總體僅上升3%。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國家打擊出口騙稅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和企業守法自律意識的不斷加強，企業出口騙稅違法行為逐步減少；導致出口價格總體水平提升的直接因素是人民幣小幅升值和出口成本總體上升。因此，從海關統計角度分析，所謂“大量出口高報價格以騙取出口退稅、導致巨額虛假貿易順差”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除此以外，少數發達國家或地區對我國實行高精技術及其產品出口封鎖，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所急需的技術及其設備進口不足，這也是造成大額貿易順差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必須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貿易順差大幅增長帶來的新問題
我國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和特有的貿易結構，決定了我國貿易順差現象將長期存在。國際上判斷貿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貿易順(逆)差額與當年進出口總額相比，在10%以內的為基本正常，這個10%也可稱為貿易失衡“警戒線”。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1775億美元，約占當年進出口總額的10.1%，剛剛觸及“警戒線”。從當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德國的情況來看，德國從1952年到2005年的54年間，對外貿易均為順差，2002年貿易順差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2004年和2005年均超過1900億美元。其中貿易不平衡度超過10%的年份就有12年，最高達12.7%，超過我國目前的貿易不平衡程度。因此，我國目前存在的大額貿易順差基本是正常的。
西方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把近幾十年來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對外貿易總體戰略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進口替代型戰略。最早實施這種戰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該戰略主要是高筑貿易壁壘，限制進口，通過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替代工業制品的進口，減少對國外經濟的依賴，保護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業。為了解決本國工業發展進口機械設備所需外匯，也出口一定數量的資源型產品和初級產品。
二是出口導向型戰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實施的是這種戰略。該戰略與進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張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加工業，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國家把國際市場作為本國經濟的活動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勵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大量引進外資、技術、進口原料，以彌補內資金和原材料的嚴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戰略。該戰略是上述兩種戰略的結合，把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過分限制進口，也不過分鼓勵出口。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采取過這種戰略。
以上三種戰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進口替代型把保護、限制進口作為戰略重點，出口導向型把鼓勵出口作為戰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顧，視為同等重要。
我國過去幾十年實行的究竟是何種對外貿易戰略，從來沒有過統一的認識和非常明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前談不上貿易戰略這個概念，當時按實際做法是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基本上采取了閉關鎖國及幾乎封閉式的進口替代型。至于市場的選擇，更是反復多變、忽而是“東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經貿聯系日益加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但外貿戰略仍然搖擺不定。大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進口替代型與出口導向型相結合的混合戰略；1994年以后，由外經貿部提出了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商品、資金、勞務合作與交流的相互滲透和相互協調發展的“大經貿”戰略。這實際是一種內容復雜、實施困難、含糊不清的戰略。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但究竟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總體戰略。最后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又提出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選擇可持續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比較自由的，配以適當保護的綜合戰略”和有管理的可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更是一種沒有具體戰略的戰略。
2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
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在過去甚至今后的戰略選擇問題，總是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認識，但有一點是大家都無可爭辯的，這就是出口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始終處于主導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所在，更關系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前途問題。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年我國堅持了以出口貿易為先導，才以此帶動了進口貿易，推動了對外開放，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
（1）從外貿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從1990～2005年的16年間，出口貿易依存度有15個年份高于進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為20%以上，最高年超過3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GDP的20％以上來自出口貿易。
（2）從外貿貢獻度方面，出口貿易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根據林毅夫等學者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動GDP增長1.0％。而進口貿易，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國內市場一直處于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貢獻，而且體現為漏損，二者呈負相關，進口每增長10.0％GDP增長為負0.56％。由此可知，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功不可沒。出口貿易已成為與投資，消費一起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尤其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這駕馬車顯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長還會刺激消費增加和投資擴大，對后兩駕馬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貿易是我國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從1978～2005年我國年出口貿易額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620億美元，增長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間，除1993年貿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其中2005年順差超千億美元。多年的貿易順差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增長。進口額由1978年的108.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6601.2億美元，增長了約61倍。
出口貿易能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重點，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及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首先，出口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就要大力發展外經貿事業，就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以及多邊、雙邊經濟合作等，所有這一些都需要出口貿易換取的外匯提供資金保證。其次是我國產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發展出口貿易必須積極發展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貿易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所需資金創造條件。第三，我國具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稀有金屬、煤炭等的礦產資源優勢，機電等制成品的工業基礎、生產規模和成熟的國際市場優勢，新開發生產的高科技產品優勢等都比較明顯。
3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物質商品結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發生了兩個明顯的轉變：一是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產品、礦物燃料產品等為主，工業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5年初級產品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9％，工業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業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為主向精加工型為主的轉變。過去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多屬于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產品逐漸增多。目前我國出口的幾大類產品中，高科技產品僅次于機電、輕紡排在第三位，而且還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但是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總體上講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輕紡產品中的絕大部分和機電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上不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我國國內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也正在減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較少，市場競爭力不強。貼牌產品雖然市場看好，但我國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
鑒于目前的現狀，對今后如何進一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筆者認為應根據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市場的發展趨向，堅持走以輕紡類產品為基礎，以機電類產品為重點，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的出口戰略，其內容如下：
3.1以輕紡產品為基礎
輕紡產品是我國的傳統出口商品，輕紡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是我國發展出口貿易的根本所在，特別是紡織服裝、兒童玩具，國內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出口大國的地位不易被撼動，是我國出口戰略的基礎。但是由于我國輕紡產品一般檔次較低、質量較差、名牌較少，競爭力不強，輕紡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國多為歐美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日趨升溫，對從我國進口的紡織品等歧視性限制逐漸增加，再加上國內成本優勢正在減弱，因此出口形勢依然嚴峻。今后要堅守輕紡產品出口這一根基不被動搖，就必須采取以質取勝、提高質量、提高檔次、創立品牌。
3.2以機電產品為重點
把機電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戰略的重點，不僅這是我國目前出口的第一大類產品，出口額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還在于：一是機電產品中的一些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發展機電產品出口，可以改變長期以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二是機電產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生產規模較大，與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加機電產業的發展，也可為其他部門提供更多先進的技術設備，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三是發達國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國內機電產業出現萎縮，所需機電產品多為進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對機電產品，尤其是對成套設備的需求也明顯增加。因此，機電產品的世界市場容量很大，貿易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50%，出口貿易的空間較大。
3.3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計算機等電子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產業，代表著世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些新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本身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同時還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產業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從而增強同類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下大力氣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的出口，不僅是我國出口貿易追求的戰略目標和新的增長點，更可極大改變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迅速，2005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接近30%。雖然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今后發展潛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發展新技術產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的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戰略目標，是符合我國情況和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需求，是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和驅動力。
4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
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確提出實行“多元化的市場戰略”，其內容包括：繼續開拓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市場，穩定鞏固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亞洲市場，加快發展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市場，積極開發非洲、拉丁美洲市場。但不同時期，多元化市場戰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今后這一戰略如何實施，筆者認為，鑒于我國加入WTO后國際經貿環境的新變化及國內“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應當在堅持創匯增收、出口與進口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出口產品適銷對路、發展國家間友好合作關系等原則下，把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分為三大不同類型，區別對待。三大類型是：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促進進口、服務于進口貿易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銷售中低檔次產品和發展國家友好關系為主要目標的市場。
（1）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包括我國港、澳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市場，當屬于以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容量大、消費水平高、需求穩定，我國產品在這里享有一定信譽。因此長期以來這里一直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年出口額一般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5%左右，是我國名副其實的外匯收入的搖錢樹，同時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先進技術和設備的主要來源地。對于這些地區要在堅決鞏固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地向縱深發展。
（2）以促進進口，服務進口為主要目標的出口市場。這類市場包括俄羅斯、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西亞的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北非的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西非的尼日利亞、拉美的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家和地區。
我國不僅是出口大國，同樣也是進口大國，不僅要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還要進口我國儲備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資源性產品，如被稱為我國發展瓶頸的石油、天然氣，以及鐵礦石、化肥、銅礦等，上述地區正是這些資源儲量、生產、出口的重要地，同時又不受發達國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國的重要進口基地，鞏固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對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維持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一是要盡量保持貿易平衡，用擴大出口解決進口所需外匯；二是為建立可靠穩定的進口基地，應以提供設備技術、直接投資、勞務輸出等方式與對方建立多種經濟合作關系。總之，把這些地區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不應以換取外匯為目標，而是滿足進口需要。
(3)亞、非、拉其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晚，工業制成品比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購買力不高，我國出口的中低檔為主的輕紡類產品，價格低廉，非常適合這些國家的消費需求；我國的機械設備、操作技術要求不高，價格合理，與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相配套。因此這些地區理所當然的應是我國，特別是眾多中小企業產品的出口市場。此外，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我國保持著友好關系，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是我國的忠實朋友與合作伙伴，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關系，進一步開拓出口市場既可落實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又可以鞏固國家間的友好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應堅持以出口為主導的戰略方向，在出口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堅持創匯增收，同時通過技術設備引進及自我發展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在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實施上，根據不同的目的，市場的選擇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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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整體水平仍然偏低,缺乏整體競爭力
2007年,在世界15個經濟體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與服務貿易進口額分列第7位和第5位,其規模較前幾年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服務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為3.9%,位居世界第7位,與美國、英國和德國還存在較大差距;2007年全球服務貿易出口額占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的比重為19%,而我國服務出口占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僅為9.44%,在15個經濟體中居于末位。按照WTO國際貿易統計數據計算,我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指數自1992年以來基本為負數,且變動幅度不大。
1.2中國服務貿易知識含量不高,結構缺乏合理性
2008年上半年,運輸和旅游收入分別占服務貿易總收入的27%和28%,支出分別占服務貿易總支出的33%和23%,收支合計占服務貿易總規模的56%。而對于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專利、版稅和許可證費用等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等服務貿易領域,中國尚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所占比重很低,呈現出貿易逆差。
1.3中國服務貿易地區發展不平衡,出現東強西弱的現象
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城市化水平較低,導致現代服務業地區發展也不平衡,服務貿易的地區分布過于集中,出現東強西弱的現象。東部沿海地區服務貿易發展態勢良好,在咨詢、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行業所占份額較大,中西部地區服務貿易雖然有所發展,但規模較小,所占份額仍然很小。同時服務貿易收支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蘇和廣東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
2對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建議
針對上述提到的關于中國服務貿易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目前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使得中國服務貿易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
2.1加快我國服務貿易的產業結構調整
現階段,中國服務貿易總體水平落后,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約因素就是中國第三產業規模和比重較小,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且服務部門、種類和設施尚不健全。為此,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大力發展有影響的戰略產業與行業。要優化服務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重點發展信息、科技、會議等行業,從而帶動服務業整體水平的提高。
2.2積極穩妥地加大服務貿易的開放力度
有研究表明,政府管制總體上是不利于競爭的,政府管制對競爭行業的影響更為顯著,加大國內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力度,改革部分行業壟斷經營嚴重,市場準入限制過嚴和透明度不高的狀況,按市場主體資質和服務質量,逐步形成規范,統一的市場,有利于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可以吸引大量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可以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增強創新動力,改變我國服務業發展落后的現狀,最終將有利于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和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2.3加快服務貿易立法
針對目前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筆者認為,中國應客觀地根據我國的實際國情,對我國服務貿易的現狀進行全面分析和把握,找出在各個服務貿易領域中現存的基本法律法規缺位和不足的部分,在保持與服務貿易基本法原則相一致、與服務貿易現行法律規范相對應、與現行非服務貿易的法律相協調的基礎上,根據服務貿易領域中現行行政法規、規章的執行情況和司法實踐,制定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服務貿易法規,確保我國的服務貿易能夠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下得到穩定的發展。
2.4加快對服務貿易人才的培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