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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發展史上，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出現，人類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自然界的存在成為“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使得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過度盤剝和壓榨，導致了生態危機的產生。從根源上探究，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是這一問題的邏輯起點。因此，探究生態危機的根源，需要將人類的財富欲望納入歷史通道進行反思。財富欲望的張力隨著世俗社會商業精神的發育而開啟，在利潤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帶來財富的自然界。發達的科技是對自然界進行深度開發的關鍵力量，技術在人類財富欲望的驅使下，“促逼”著自然界，使其被過度開發而遭到破壞，深層次里破壞著“人—自然命運共同體”。
一、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
現代社會是以資本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存在在于價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就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1］因此資本家的目的不是獲得使用價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儲藏者所共有的。”［2］這種財富欲望具有一種擴張自身的內在張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義定位，它乃是指社會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產生對一定的物質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識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動傾向，也可以說是趨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類欲望的閘門被打開以后，欲望的張力使得人類對貨幣、資本的追求日益強烈。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當貨幣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的手中，這導致了貨幣持有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極大的不平等。貨幣持有者極力將貨幣繼續投入再生產過程中，以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無產者則對貨幣持有者掌握的生產資料日益依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化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貨幣持有者日益成為勞動者、生產資料的主宰者，貨幣力量由此轉化為能夠在生產過程中帶來增殖的資本力量。資本的擴張邏輯不斷生產出剩余價值并將其投入擴大再生產。“資本擴張過程是資本向自然界的擴張，向自然資源的擴張。資本自誕生以來進行的數百年的擴張過程，就是將從地表到地下，從表層到深層的自然資源不斷貨幣化、資本化，吸收到不斷運轉的資本機器內部的過程，也即吞噬自然資源的過程。”［4］因此，資本的擴張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對自然界無休止的掠奪為前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資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資源，“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資源，才能表現為資本的現實存在。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7］因而“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8］世界上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被納入經濟系統中，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中，由此進一步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不斷開拓著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資本追求擴張的本性具有使這些資源進入擴張體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在人類欲望的驅動下與貨幣相結合，進入生產領域中，便被賦予了人的主觀意志，被資本化后便獲得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能。我們亟需對人類瘋狂行為背后的原因進行深層次追問。人類企圖將一切資源都資本化，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刺激著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種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為它的武器，支配了勞動，鼓起了勇氣，激發了遠見，使人類的一切能力日益發達。每一種欲望獲得滿足時的享受或愉快，對于那些克服了障礙和完成了自然的計劃的人，是一種無窮盡的報酬的源泉。”［9］追求財富的欲望是資本擴張的推動力。人類把勞動價值注入到自然資源中時，資源被資本化了，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這種心理因素就通過物質得以顯現出來。這種獲得物質資源的力量承載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意志，使得人類進入了瘋狂追求物質力量———資源。當人類對尚未資本化的資源進行開發，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預付金，因此必須獲得利潤，否則就將血本無歸，因此人類陷入資本邏輯體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動機，人類的行為由于這一欲望的滿足而終止。這一欲望的滿足又激發了新的欲望的產生，一種物欲造波著另一種物欲，由此導致欲望動力機的馬達強勁，不斷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觸角。亞當•斯密指出:“每一個人對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對于住宅、衣服、車馬、家具等舒適品和裝飾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沒有限制和確定界限的。”［10］滿足這類沒有限制的欲望的資本擴張也就處于無止境狀態。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也深刻指出了，這種資本擴張的欲望邏輯，“物品都徹底地與某種明確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聯系。確切地說這是因為它們對應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是社會邏輯，也可以是欲望邏輯———那些邏輯把它們當成了既無意識且變幻莫測的含義范疇。”［11］這是深度資本擴張的欲望帶來的消費社會的圖景。尚未開發的資源被資本化后獲得了一種價值通約的社會性，這種經濟性符號通兌著對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價值通約有著一種將五彩斑斕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過貨幣把異質性的社會變成一種可量度、可計算、可兌換的存在，使得人類的生活世界被貨幣和資本的增殖體系宰制。人類在這個體系下追求資本的不斷擴張，并在資本力量的驅動下研發出越來越多的高尖端的先進科技，進一步武裝著人類進行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的資本擴張欲望在吞噬著自然資源的可再生能力。當愈來愈多的自然資源消耗在資本體系中時，資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斷衰減，最終導致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2］人類破壞著與自己的身體發膚密切相關的自然機體而不自知。資本擴張欲望無資源可尋而無法得到滿足時，或許人類真的會將觸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將世代詩意的棲居破壞，人類被瘋狂追求資本擴張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與生態危機的勾連
發達的科學技術對生態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快捷、便利、現代化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資源破壞與生態危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證的同時，人類對科技的依賴性愈加強烈，對科技的盲目樂觀的態度實際上帶來的是人的主體地位的缺失，人類的深度異化并日益成為機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說“科學進展是一種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技術力量。在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期，將對德性的追求視為“至善”，柏拉圖、老子等哲學家都提出技術是“奇技巧”會敗壞人的心智，反對技術的應用。近代以來，隨著“科技樂觀主義鼻祖”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知識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迅速發展為人類戰勝自然的武器。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進一步確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這種反思哲學中成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著，自然是敵人，是一種被規約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東西都被歸為人的勞動而非自然的饋贈，自然只不過是提供了毫無價值的物質材料。”［14］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證使得自然越來越被淪為人類征服的對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體論變成一種實證的技術手段，這種技術手段追求對自然的深度開發，以達到人類自身的財富欲望，將自然定義為為人的利益而服務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利益驅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類的價值判斷，如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等。科技的發展使科學的理念成為現實，帶來便捷與舒適的同時，也越來越拋棄了對人文意義的追求。科技的發展不斷助推著人類財富欲望的擴張，也使人類面臨越來越多的生存困境與自然困境。比如，農藥、化肥、催熟劑等化學藥劑的超標使用，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卻破壞了土壤，同時產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藥物殘留，直接危害人類自身。人類開始意識到科技理性所導致的人的發展悖論。人類開始將科技理性作為批判與討伐的對象加以審視。首先對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盧梭，他認為科學每往前推進一步，人就隨之往后墮落一尺，因此他將科學定義為人類的禍患和敵人。在《論科學與藝術》中，他指出:“科學的創造神是一個與人類安寧為敵的神。”［15］胡塞爾也強調“科學觀念被實證地簡化為純粹事實的科學。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生活意義。”［16］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喪失了主觀性，拼命追求物的邏輯而缺失了對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動力因，不斷求解著X而忽視了科技對人類應用領域的后果。實證科學導致了現代人漫不經心地丟掉了那些對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思考，使人類陷于不幸的困境。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把科學應用于實際所創造出來的武器使戰爭變得更為迫近而可怕，使個人的安全幾乎降低到毫無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認，假如不是由于科學，這些禍害不至于象現在這個樣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科學對文明的價值一直受到了懷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學必須接受審查。海德格爾認為技術作為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促逼”著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與此同時，人類自身也成為被“促逼”的對象。對自然和對人類自身的“促逼”達到了“座架”，“座架占統治地位之處，便有最高意義上的危險。”［18］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認為，工具的價值在于它被主體運用在實現主體目的時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種效用邏輯。科學技術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邏輯下發展起來并成為對人類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馬爾庫塞延續了對科學技術批判的思路，認為科學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缺失了對事物的人文意義的考量，只追求技術手段的實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學發展成為一種奴役人類的異化形態，社會發展成為一種人性扭曲的病態社會，導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嚴的喪失。以科學技術為載體的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剪斷了人與自然的臍帶關系，同時工具理性的體制化運轉也侵占著人類的生活世界，導致人與人之間被各自分離的意見的機械組合的量化計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圖以對世界的操縱為目標，在影片的情節推進中體現的非常明顯。工具理性實質上是科技發展進程中產生的異化現象，工具的發展正從帶給人類的裨益走向反面，越來越缺失對人類自身的存在論境域的思考，成為危害自然生態環境和人自身發展的“罪惡之源”。科學技術強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給人類帶來的便捷與舒適是不容質疑的，但是科學的發展和運用離不開人類的導控。人類之所與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類自身價值理性的畸形、正確價值觀的缺失。科學技術從屬于資本的邏輯體系時，逐利的秉性操控著科技，瘋狂的資本擴張欲望帶來科技的飛速發展，這種科技的發展當然是一種人類僅僅為滿足自身利益的異化的發展狀態。這種異化狀態可以深層次追溯到主體性哲學的痼疾，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來，發現了自身的主體性力量，“人是萬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人的主體性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彰顯。然而人類在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的存在對人類來說都是“他者”(Theothers)，這就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人類在自然科學與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中感到歡欣鼓舞，主體性力量達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盲目自信，科技與工業在主體性力量下發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產效率，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但是人類卻沉迷于機器與技術的世界中，技術越來越高端、機器越來越精密，人類對工具理性越來越著迷，將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視為客體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考量之下畸形發展，由此破壞著與人類發展休戚相關的自然界機體。
三、基于對象性關系的和諧生態觀
人類的財富欲望在科學技術的助推下不斷擴張，最終帶來了生產危機。那么能否像一些學者所提出的那樣，消滅資本也就消滅了人類的財富欲望，生態危機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馬克思指出，“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資本，只有通過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這一最發達和最多樣的生產組織。資本作為人類剩余勞動的結晶，本無善惡是非可言，其性質主要取決于它運用于何種生產關系之下以及人類運用資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說對資本擴張的考察也就是對人自身的反省。人類在世界資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尋找到一個與自然之間的合理距離。馬克思指出，“人們需要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20］人類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類無機的身體，人與自然不是簡單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生態倫理學基于舊唯物主義的理論，將人與自然主客二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出發，強調人類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將只對人類有意義的倫理觀、價值觀賦予自然，自然就淪為了人類利用征服和掠奪的對象。人類的主體地位導致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始終將與自身生存休戚相關的自然視作“他者”，自然成為滿足人類利益的奴隸。人類無限膨脹的欲望導致對自然的無限制開發掠奪，產生了一系列生態災難。生態倫理學把自然當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觀事物而不是與人產生內在聯系的人類學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對人類的意義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將自己視為主體的人類竭盡所能去掠奪自然，以滿足自身的需求與欲望。埃里希•弗羅姆指出“我們奴役自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來改造自然，結果是自然界越來越多地遭到破壞。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們對它的敵視態度使我們人類變得盲目起來，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然界的財富是有限的，終有枯竭的一天，人對自然界的這種掠奪欲望將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21］人類錯誤的生態觀導致無節制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而忘記了自然與人的生命休戚相關的對象性關系。人類在資本的驅動下瘋狂破壞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時也是在破壞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即人類在進行著自我毀滅。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單純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學，同樣也不能簡單地回溯到“生態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認為“自然物的多樣性具有它自身的內在價值”［22］，所有自然物因為自身固有的內在價值應當得到保護，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受到保護。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僅僅是對諸如人類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間的對立這樣古老的二元論的重新闡述。”［23］“這里永遠存在的二元論觀念往往妨礙了知識和有意義的實踐的真正發展。實際上，這種觀念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與自然二分法的生態學理論導致的生態學困境。人類錯誤地將自然視為外在于人的獨立存在物，這種自然被誤以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義只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也正是錯誤地將人與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價值為中心，導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態中心主義”。幸運的是，人類已經意識到上述兩種基于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確的生態觀的問題所在，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為建構和諧生態觀而努力，和諧的生態有賴于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馬克思將自然劃分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與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馬克思認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6］“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脫離自然界這一對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28］事實上，現實的、有意義的自然是對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獨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樣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自然界。對象性關系意味著“別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個‘我’，就成為我的對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內隱，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個眼睛。只有在別人身上，我才具有對類的意識。”［29］“也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它的存在。”［30］這就意味著人與自然是作為對象性關系而存在的并通過對象性活動而相互內在聯系。這種對象性活動即人的實踐活動。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對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31］通過實踐活動建構“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人在與自然的內在聯系隨著實踐活動而不斷深化，自然成為人的“無機身體”。通過實踐活動人類建構起與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內在聯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對象性關系以及實踐活動來研究人與自然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這種“命運共同體”不能屈從于資本力量和人類的財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換取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人的財富欲望應該服從“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科學技術的進步應立足于“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這才是滿足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正確的生態觀。
作者:鄭柏茹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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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炮灰?按報道主人公周悅的話，“炮灰的意思就是做無用功，陪著冠軍跑的人。”據相關部門統計，2009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網上報名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超過了104萬，而最終能捧上“金飯碗”的僅僅13566人，也就是說，有超過100萬人將成為“炮灰”，淘汰率高達98.7%。由此可見，“炮灰”之說，盡管有些悲情，客觀上卻是一種實情。
“炮灰”一說的流行，反映了大學生求職的悲愴與無奈。按理說，公務員考試只是眾多就業渠道中的一條，但由于公務員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提高，以及具有戶口、福利等安定職業的關鍵要素，這幾年公務員考試一直都是求職熱點，報考人數猶如芝麻開花，以至于今年中國殘疾人組織建設崗位供需比達到4584∶1，奪得第一。在這種情況下，想通過公務員考試實現就業簡直是“華山一條道”，考上公務員無異于中了彩票。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13-0218-03
高級微觀經濟理論在經濟管理類專業研究生的教學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基于個體理性選擇發展出的消費者理論、效用理論、廠商生產理論、局部均衡理論、一般均衡理論是學習宏觀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堅實根基。然而，高級微觀經濟理論的推演、證明中所使用的大量數學工具令眾多學習經濟學的學子望而生畏，并給任課教師的授課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教學無小事，面對學生就定理證明過程所提出的疑問，筆者翻閱微觀經濟學理論相關經典著作和數學書籍，首先，對高級微觀經濟理論教學中的上述典型問題進行了補充；其次，對這些問題所反映出來的教師授課、研究生學習所存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二、原因分析
以上是對研究生微觀經濟理論教學中所遇到幾個問題的解析，導致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現在對其進行背后原因的探析。
（一）研究生對數學工具重要性認識不夠
學生在學習微觀經濟理論時，需要學習和掌握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統計、拓撲學等數學工具，這樣才能更好地掌握經濟理論推導的邏輯，有效地訓練經濟學思維方式，使學生在面對現實經濟問題時，掌握如何選取、界定經濟變量，構建數理模型并進行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動態分析。一旦發現模型的推導結果與現實不符，就可以觀察現實經濟環境與模型構建時的假定條件有哪些區別，進而全面、深刻地解釋經濟現實。
但是，由于數學語言抽象、數學定理的推導難懂，研究生在學習數學基礎時感覺吃力，往往放棄微觀經濟理論數學基礎知識的學習，直接追求故事化的描述過程和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對利用數學推導的分析過程不以為然。在自己的論文寫作時，“臨時抱佛腳”地選取數理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而對這些模型與所研究經濟問題的契合程度置之不理。
（二）教師工作中多任務目標沖突
高級微觀經濟理論教師在授課時需要在教學目標的完成與保證教學質量兩者之間權衡比較，其教學目標可以分解為以下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是完成高級微觀經濟理論課程規定的知識，此時教學進度完成是第一位的；第二個任務是保證學生在高級微觀經濟理論課程的學習中掌握微觀經濟理論推導的工具和方法。這兩個任務都是教學目標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難以避免教師的“選擇性授課”，將授課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問題略去不講留給同學們，如果學生課后缺乏動力對這些問題深入探討，要么以后用到時“惡補”，要么繼續不求甚解。由于授課過程中的“質”和“量”兩個目標存在沖突，教師在授課時必然會有側重，重“質”會導致學生對部分經濟理論理解深入，但無法了解微觀經濟理論的全貌；重“量”則使學生有走馬觀花、蜻蜓點水的學習體驗。這個問題在高級經濟理論（高級微觀、高級宏觀）的教學過程中廣泛存在，是影響研究生微觀經濟理論學習的重要因素。
（三）微觀經濟理論的學科性質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其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高級微觀經濟理論中的許多問題都要涉及各個經濟主體之間利益的協調，如果缺少數學工具的分析，往往會使得研究者所得出的結論缺乏可信性，并有可能收到直覺和已有經驗的約束，很難有新的發現。在數學工具在經濟理論的運用上，有以下三種觀點：①一些學者認為數學工具在微觀經濟理論中的作用可有可無，甚至不需要定量的分析就能夠“定性”；②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為輔”，“成功地運用初等數學也行”，經濟管理專業的數學教學始終進步緩慢，課時經常被壓縮；③還有介于兩種觀點中間的一種觀點，例如保羅?羅默在《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數學濫用》就同意經濟學中的適度運用但反對數學工具的濫用。例如在經典的最優化數學方法不夠用時，馮?諾依曼的對策論以及阿羅?德布羅的一般均衡理論使得人們對群體的經濟行為和有利害沖突的經濟問題的認識大大深化了。這些都是數學工具成功得到運用并極大地推動所研究學科取得進展的典型例子，同樣的例子還有，對個體和整體的利害關系研究的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問題正是由于成功地運用了數學公理化方法，使得阿羅不可能性定理所揭示的深刻關系是非數學方法無能為力的。經濟學需要數學，甚至是不尋常的數學。[3]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學家無法運用純凈的可控實驗作為其研究后盾，除了邏輯上的一絲不茍，沒有更好的方法。
三、對策建議
（一）增強研究生掌握數學工具的興趣
“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經濟學在分析問題時和科學的其他分支類似，往往出于數學上的便利進行假設，這種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抽象能夠發揮數學方法的巨大威力，使得分析過程不囿于直覺和經驗的局限。經濟學與物理學一樣，允許在分析問題時進行假設，這樣方便于將視角集中在所研究問題的重要問題，厘清理論的基準，從而對經濟問題進行體驗和觀察。數學是自然的語言，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將復雜的數學公式語言轉化為經濟學語言娓娓道來，學生將這些公式轉化為充滿趣味性的經濟學語言進行理解、掌握。反過來，在教學過程要將一些經濟理論構建為數理模型的，即經濟學語言轉化為數學語言的過程教授給學生，培養學生用數學工具分析經濟問題的能力。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都擅長在經濟學語言和數學語言之間揮灑自如地切換。例如，《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作者，大名鼎鼎的克魯格曼就善于將數學模型及推導轉化為淺顯易懂的語言展現給廣大讀者。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只有對微觀經濟理論所用數學工具產生濃厚的興趣，學生才會自覺地在研究經濟問題時借助于數學的邏輯性和嚴謹性，從而得出具有一定價值的經濟結論。
（二）把握教學中“質”與“量”的關系
高校教師在日常工作中有“教學”和“科研”兩大任務，這兩個方面的成績都直接決定教師的績效考核與職稱晉升，教師在平時的工作中也需要考慮將自己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分配在兩大任務上，根據效益最大化原則，教師會選擇更有效率的教學方式。一般來講，研究生的微觀經濟理論課程中大量的數學預備知識教學會占去總課時的1/3左右，即使保證數學基礎知識的課時，學生的掌握情況也不盡人意，更遑論在經濟學語言與數學語言之間自如轉換了。這就要求：①教師在研究生微觀經濟理論授課時保證數學基礎知識的課時，同時注重這些數學知識在經濟理論的演進中的運用，借助于一些僅靠直覺和經驗無法得出清晰結論但借助于數學輕松得出結論的典型案例，是學生體驗到數學的強大作用，提高微觀經濟理論的教學質量。②研究生在學習微觀經濟理論時，可以選修數學專業的基礎課程，如經濟數學、微積分、拓撲學等，課前預習加上課后總結、主動解決學習中所遇到的數學難題，從而提高微觀經濟學學習的質量。當然，不是為了數學而學習數學，數學工具僅僅是橋梁和中介，通過它才能更好地學習微觀經濟理論。
（三）正確認識微觀經濟理論學科性質
在現實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學者或者天才能夠憑借他們自身的經驗或者直覺就能夠對許多經濟問題給出其正確的判斷，然而這樣的方法并不是科學的方法，運用這種方法所得到的論斷絕對不可能是十分準確的，還需要進一步的科學論證，往往表現為科學發展史上的種種“猜想”。微觀經濟理論得到越來越深入的發展，對數學也就會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堅持數學的嚴格性，使得公理化方法不止一次地引導經濟學家對其所研究的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適合于這些問題的數學技巧用得更好。”[4]微觀經濟理論到現在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經濟學系統地運用數學方法的最早的例子，通常都認為發軔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①的《政治算術》。實際上，從19世紀中葉開始，數學才真正與經濟學結下不解之緣。以概率論研究開始其學術生涯的古諾②所發表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研究》，由于該書充斥了數學符號而被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認為是“胡言亂語”。馬克思曾經寫道：“在制定經濟學原理時，計算的錯誤大大地阻礙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來把代數迅速地溫習一遍，算數我一向很差，不過間接地用代數方法，我很快又會計算正確的。”[5]這也充分說明數學對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同樣是至關重要的。
綜上，教師和研究生正確認識微觀經濟理論學科性質要堅持以下三點：①在教授和學習微觀經濟理論時，要明確經濟學中的那些部分適合用數學工具進行研究；②學會從數學的角度理解經濟學理論與數學究竟有多深的關系，不用數學工具能否得到同樣的結論，數學對經濟理論的總體發展能夠起到大大的作用；③在教學和學習中考察和展望數學和微觀經濟理論發展是怎樣相互推動的。
注：
①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國經濟學家。
②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法國數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
參考文獻：
[1]杰弗里?A?杰里，菲利普?J?瑞尼.高級微觀經濟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2]安德魯?馬斯―科萊爾，邁克爾?D?溫斯頓，杰里?R?格林[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906.
藥學服務體現了一種全新的藥房工作理念管理體會。是醫院藥師的責任。醫院藥師能夠為改善醫療結果和降低成本作出貢獻。藥師的任務是提供藥學服務。藥學服務囊括了藥師與患者和其他衛生專業人員協作、實施、監測藥物治療計劃的過程,從而為患者造成特定的治療結果。其內涵與內容已遠遠超出了合理用藥的追求。
2藥房工作質量管理規范
藥房工作質量管理規范代表了一種國際性努力,匯集了各種藥房實踐的概念[2]。國際藥學聯合會竭力倡導藥房工作質量管理規范,是因其認為使藥房的許多任務需具體化,反映了藥學界學者對醫療保健制度改革的全球性反應。其涉及4個領域:(1)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醫院藥房的責任是要確保提供用藥咨詢的方便和簡易,而且有助于保護個人隱私。(2)供應和使用處方藥物,及其他衛生保健產品。醫院藥房的責任是確保處方適合于個人,滿足治療的、社會的、法律的經濟要求;保證發出藥品的安全,及質量和準確;向患者提供用藥咨詢,并監測藥物使用的效果。(3)自我保健。醫院藥房的責任是評價患者的個人需要,推薦有效和安全的產品。(4)影響醫生處方和促進合理用藥。
3全程化藥學服務
“全程化藥學服務”理念體現了“價值”管理的思想[3],即醫院藥學以患者為中心實施藥學管理和服務,進而開展藥學價值的再創造工程,把藥品供應鏈管理納入藥學服務模式中,將藥學服務的價值鏈延伸至藥品市場的物流中,實現醫藥公司、醫院和患者等的價值共享和多贏。[LunWenNet.Com]
4臨床路徑
臨床路徑是指對服務對象的健康負責的所有人員,包括臨床醫師、護士、藥師、心理醫師、營養師、檢驗人員以及行政管理人員等,聯合為某一患者的診斷、處置(治療)而制訂的一套“最佳”的、標準的服務與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因為有以時間為順序的具體詳細的醫療服務計劃單或路線圖而得名。患者從住院到出院,要遵照臨床路徑圖,逐項接受診斷和治療。包括診斷、化驗及檢查項目、藥物治療、醫療干預、護理、監測項目(包括用藥效果和出現的不良反應等)、疾病知識教育、治療階段目標、時間要求以及運動、飲食、營養和康復指導等。管理體會臨床路徑模式認為,隨著循證醫學和循證藥學的推行,藥學服務面臨著更加艱巨的任務,因此,還不足以實現“以藥品為中心”向“以患者為中心”的根本轉變。筆者認為,臨床路徑的思想是要把醫、藥、護等衛生服務工作熔為一體,真正做到以患者為中心。
1廣西茶葉產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意義
1.1促進規模生產，深化經營體制
要確保廣西茶葉產業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解決當前茶葉產業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問題，促使廣西市場有效對接，實現茶農增收。將茶葉產業化和循環經濟相互結合，不僅有利于增強茶葉產業自我積累與發展的能力，還能充分發揮、深化茶葉生產經營體制，促進茶葉產業健康發展。
1.2提高茶葉品質，開拓綠色市場
現代農業生產是以綠色食品為主目標，但目前市場上的廣西茶葉產品仍存在農藥殘留超標現象，其出口受到限制。而倡導并發展循環經濟能為國內外市場提供安全優質的廣西茶葉，對開拓綠色茶葉市場具有重要作用。
1.3減少生態污染，實現可持續發展
茶葉生產與自然生態環境密不可分，在茶葉產業發展循環經濟中，通過循環將茶葉生產加工過程中的廢棄物重新投入生產或消費環節，是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模式，是減少污染的根本手段，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1.4延長產業經濟鏈，促進農民增收
茶葉是廣西傳統農業產業之一，具有涉及面廣、帶動性強及平臺性好等特點，利用循環經濟相關理論發展茶葉產業，既可以通過延長經濟鏈條而增加就業機會，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帶動鄉村、養殖業、農產品和交通運輸等發展，又能提高農民收益，促進農村安定繁榮、和諧發展，最終帶動廣西經濟發展。
2廣西茶葉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2.1廣西茶葉發展現狀
廣西茶葉生產具有優越的地理區位、氣候環境與種質資源條件，是我國茶葉生產的適宜區之一。廣西茶葉生產歷史悠久，在唐代就已種茶和制茶[5]，且具有茶樹生長期長、開采早、產量高等特點。近年來，廣西茶葉發展迅速，2013年全區茶園面積7.22萬hm2，排在全國第11位，茶葉產量4.83萬t，毛茶產值24.41億元，加上花茶、六堡茶、茉莉花的再加工產值，茶葉產業總產值約68億元[6]。此外，在廣西80%的產茶縣為貧困縣，種茶是當地農民脫貧致富、就地就業和發展農村經濟的主要途徑之一。
2.2存在的問題
(1)產業化規模化程度低。廣西茶葉大多是農戶經營管理，小規模家庭作坊，生產設備落后，衛生條件較差，技術含量低，產品質量不穩定。
(2)品牌效益低。廣西有名茶，但名牌少，獲得區級品牌稱號的只有少數幾個品種，市場占有量低，與福建、浙江、云南等省的差異明顯，茶葉大多依靠專賣店銷售，缺乏品牌營銷意識。
(3)綠色壁壘。從2000年7月1日起，發達國家提高了進口茶的農藥殘留標準，檢測農藥從7種擴大到134種，因此廣西茶葉需要從根本上解決農藥殘留的問題。
3廣西茶葉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3.1企業層面
在企業中實行清潔生產，減少產品與服務中物質能量的使用與消耗。大力培育廣西茶葉生產、加工和銷售龍頭企業，推行機械化、自動化、標準化生產，從源頭降低廢棄物產生;改進種植技術，科學合理使用肥料和農藥，規范茶葉加工工藝，促進茶葉向綠色無公害產品發展，不僅能使污染排放最小化，還能提高廣西茶葉的市場競爭力。
3.2區域層面
生態園區是多個企業實施循環經濟法則的實踐模式，可同時獲得企業經營規模與生態效益。茶葉產業發展應以龍頭企業為依托，與其他小規模茶園相結合，形成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地方品牌的形成與發展，進而提高廣西茶葉的品牌競爭力和影響力。同時，在生態園區引進其他產業，如食用菌栽培、養殖、生態觀光等[1]，使茶葉生產廢棄物轉化成另一種生產的投入品，提高物質能量使用率，實現環境效益最大化，構建循環型農業示范園區，形成農、工、商有機結合產業鏈及利益共同體。
3.3社會層面
首先，加強茶葉循環經濟的科技創新力度，充分利用企業、科研單位和高校的科研力量，進一步深入研究循環經濟。通過科技創新，不斷完善和發展循環經濟的技術能力，拓寬茶葉產業循環經濟發展的方向，減少污染，提高廢棄物的再使用率。其次，政府應因地制宜，盡快制定發展循環經濟的地方性相關法律法規及標準規范，如循環經濟規劃制度、循環經濟科技支撐和示范制度、綠色消費鼓勵制度、生產責任制度等。同時加強執法力度，促進循環經濟依法有效開展。最后，加大循環經濟的宣傳力度，倡導使用和食用綠色環保產品，在消費后注重對垃圾的分類處理，提高民眾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意識，促進循環經濟社會化發展。
循環經濟學論文范文二：高速公路建設中循環經濟理念運用
1高速公路建設對環境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公路建設主要是以提高通行能力為目標，90年代以后，指導思想還停留在傳統的經濟思維中，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代價，材料開采方式粗放、自然環境破壞嚴重;設計觀念老舊、土地和自然資源耗費量大，水體和空氣污染情況突出。
1.1對土地的影響
公路建設用地分為永久占地和臨時占地，永久占地是公路主體工程本身和沿線設施用地，會長期占用大量寶貴土地資源;臨時占地主要包括施工便道、取棄土場、拌和站、存料場等，這類土地應該在工程結束后盡快進行生態恢復和水土保持，否則將造成土質下降甚至荒廢。《公路工程基本建設項目概算預算編制辦法》中明確了土地：征用及拆遷補償費用標準，但是實際施工過程對土地的損害并不是僅此就能夠彌補的，而即使是臨時占地中的拌和站等場地硬化，對土質和生態的破壞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恢復的。除了占地，施工中對土體擾動會破壞植被、降低土地抗蝕能力，施工垃圾的隨意丟棄，棄土棄渣分散堆放都會造成土質的下降，松散的孔隙率在雨水的沖刷過程中會造成附近土地的污染，這些都直接造成土質的下降和耕地農作物的減產，導致生態環境惡化。
1.2對空氣、水體的影響
公路施工中的揚塵、施工機械尾氣、瀝青混凝土的污濁氣體排放在空氣中，不但污染環境、降低施工人員和附近居民的生活質量，也會影響沿線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水中橋墩施工時筑島圍堰對水底的攪動、施工船舶油漬污染水體、施工污水和駐地生活污水的隨意排放，都對當地水資源造成一定的影響。
1.3噪音污染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施工過程中土石方爆破、樁基開挖、施工機械及運輸車輛等產生的噪音較強，尤其一些不間斷施工的工程，晝夜不停的噪音污染對施工區附近的居民生活影響很大。為了滿足人民出行，公路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要改變工程所在地的地形地貌，破壞自然景觀，而大量土地的占用也會破壞地面植被覆蓋，造成地表裸露，影響動植物的生存環境。
2在高速公路建設中增強循環經濟理念
2.1循環經濟理念的意義
循環經濟是針對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經濟提出的，目的是將經濟活動調整為自然資源-產品和用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和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環利用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將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到盡可能小的范圍。循環經濟理念核心內涵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確保資源的循環利用和生態環境的良性轉化。循環經濟的建立能夠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緩解浪費，遏制環境污染，保護人類生存條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高速公路建設過程會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如果能加強循環經濟理念，則會降低造價、保護環境、節約國家資源。
2.2在設計階段增強循環經濟理念
路線的整體規劃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對環境的影響，在線路的選擇上，盡量少占用農田、良田，避開礦區、學校、文物古跡等地區，要合理保護水資源，做好排水設計。山區公路應盡可能和原地形地貌相適應，盡量避免對沿線居民的生活帶來影響。線路設計時還要加強景觀設計，通過栽種植物補充路線周圍的景觀。公路綠化后的環境可以調節路面濕度和溫度，吸收公路上的噪音、廢氣和塵土，延長路面使用壽命。路基設計時可以利用工業垃圾、建筑垃圾等廢料作為路基填料，合理土方調配減少大挖大填，適當布置通道、合并整治河道節約工程占地。路面施工的原材料以水泥、瀝青、砂石料為主，設計中要選用優化的材料配合比和路面結構層，推廣廢舊材料的再利用以及各種改性瀝青等新材料的使用從而節約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橋梁結構設計中要準確分析結構受力，進行合理的結構尺寸、配筋及節點等設計，不要為了安全盲目增大混凝土等級、提高配筋率，造成資金和材料的浪費。排水系統設計應對水進行合理疏導，將污水引人地面排水溝、污水池等適當位置。照明系統可以考慮采用風能、太陽能等高科技燈具，節能環保。隧道選線要注意隧道位置是否存在礦脈、瓦斯地層和含地下水的地層，避免破壞地下水資源和礦產資源。棄渣應盡量用于路基填方和橋頭路堤填土;寧可利用較遠距離的荒地棄渣也不就近占用良田;當必須占用農田時，應先將種植土運走，待工程結束后再把原種植土覆蓋于棄渣場以恢復耕種。
2.3基于循環經濟的施工階段環保理念
施工中要盡量保護土地，例如，施工便道等臨時工程及拌和站預制場等施工場地應盡量修建在荒地和劣質地上，嚴禁在沿線基本農田集中分布的區域和地質災害路段設置取棄土場，施工營地盡量設置在居民生活區附近不要占用林地或耕地。對于已占用耕地待施工結束后要及時進行復耕、綠化以盡快恢復農田的使用，防止水土流失。施工中要增強保護水資源意識，建筑材料如瀝青、油料、化學物品等要遠離水源堆放，防止散漏污染，倉庫周圍設置排水系統防止雨水侵燭;施工人員的生活污水需進行收集處理，禁止隨意排放;施工機械進行定期檢査，減少或避免漏油對水體的污染。公路施工過程中也會產生空氣污染，水泥、石灰、礦粉等材料應密封存放，瀝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灰土等盡量采用集中拌和，拌和場、預制場應進行場地硬化并遠離居民區，運輸車輛在物料表面進行覆蓋，施工便道定時灑水除塵，減少揚塵對空氣的污染。
3公路建設材料的循環利用
高速公路建設發展循環經濟主要包括將其他行業的工業廢舊物作為施工材料進行利用和將公路自身的廢舊材料重新再生進行利用，這種做法可以節約工程造價、保護國家資源、減少環境污染。
3.1粉煤灰在公路建設中的應用
粉煤灰是火力發電廠燃燒煤炭后的工業廢料，它的排放不僅占用大量土地還會造成環境污染，現作為新型材料廣泛應用于髙速公路項目中。在_工程里，粉煤灰可以代替或部分代替水泥等膠結材料進行軟基處理，也可以作為路基填筑的填料;在路面工程中，石灰粉煤灰類半剛性基層已經成為我國高速公路路面基層的主要類型;在瀝青混凝土路面中，高鈣、超高鈣粉煤灰可以替代礦粉降低填充料的成本;在水泥混凝土路面中，摻加粉煤灰的干性水泥混凝土路面能節約25￣30%左右的水泥用量。
3.2廢舊橡膠在公路建設中的應用
廢舊輪胎是污染環境的固體廢棄物中最難處理的種類之一，在公路建設中，廢舊輪胎粗粒碎屑可作為瀝青混凝土的部分骨料進行施工，細粒碎屑可替代部分瀝青結合料使用。將廢舊橡膠粉用于公路建設，不僅能改善瀝青混凝土的使用品質、延長瀝青混凝土的使用壽命，而且有利于廢舊產品的再生利用。同時廢舊輪胎還可以作為安全設施應用在高速公路急彎、連續下坡路段，保護車輛和人員的安全。
3.3再生瀝青混凝土在公路建設中的應用
【關鍵詞】食品安全 激勵性規制
規制主體 規制程序。
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探源。
日本學者植草益認為，所謂激勵性規制，就是在保持原有規制結構的條件下，激勵被規制企業提高內部效率，也就是給予受規制企業以競爭壓力和提高生產或經營效率的正面誘因。①激勵性規制給予受規制企業一定的價格制定權，讓其利用信息優勢和利潤最大化動機，主動提高內部效率，降低成本，并獲取由此帶來的利潤增額。
從規制經濟學的視角出發，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可以定義為激勵被規制食品生產企業提高內部效率，給予受規制食品企業以競爭壓力和提高生產經營效率的正面誘因，以激勵其降低成本，獲取超額利潤的行為。至于食品生產企業有沒有制造偽劣食品，并不在激勵性規制的考慮范圍內。其實質上屬于傳統的經濟性規制，而非社會性規制，顯然無法達到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如就“三鹿”
奶粉生產廠商而言，運用規制經濟學工具分析，其生產效率不可謂不高，經濟效益不可謂不好，應是一個成功的激勵性規制案例，但其社會效益卻相當糟糕。因而有必要對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予以新的解讀。
行政法學以規制主體的權力運行機制為研究對象，立足于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的核心價值———安全，強調規制主體的合法性、規制理念的先進性、規制程序的開放性，故能較好地彌補規制經濟學只注重經濟效率而忽視社會效益的缺陷，賦予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新的生命力。因此，行政法視野下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可以定義為：國家食品安全規制主體，依據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通過實施具體行政行為促進食品安全參與主體遵守法律規范，以維護食品安全的行為。對此概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予以解讀。
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主體的合法性。
規制經濟學一般不研究規制主體的來源、組織機構、職權構成，而行政法學卻非常注重行政組織理論的研究。
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人是一對基本范疇，據此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主體的合法性應包括兩條主線：
一是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主體的合法性。在我國，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主體就是行政主體，其權力來源于組織法或者單行法的授權，由人大產生向人大負責。其性質是法律執行機關，而法律是公民意志的體現，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主體的實質就是公民的委托代言人，主體性質的合法性意味著其規制行為必須滿足公民的要求，保障公民的權利。二是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對象的合法性。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對象包括規制主體自身、食品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對規制主體自身的激勵新規制“更在于使政府中每一工作人員的內在潛能得到最高的發揮；不重在以督策與管束方法處理人事問題，而重在以科學的知識技術及‘人性’的觀點，促進自動自發的服務精神”②。食品生產經營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第一責任人，我國食品安全事故的頻發，歸根結底都是由于食品生產經營者法治意識淡薄，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漠視他人生命健康權，缺乏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所致。傳統的規制手段以事后懲戒為主，面對我國食品產業準入門檻低，從業人員眾多，存在數十萬家中小食品生產經營戶的現狀，難以起到良好的規制效果。故有必要運用激勵性規制手段，促進食品生產經營者自覺守法經營，生產銷售符合國家安全標準的食品，進而通過食品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機制，將偽劣食品生產商逐出市場。由于食品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消費者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很容易成為偽劣食品的受害者。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主要通過強制食品信息披露和普及食品科學知識，防止信息不對稱對消費者的損害，促進消費者合理消費，遠離假冒偽劣食品，最終使其自然消亡。
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理念的先進性。
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理念的先進性，必須依靠其背后的價值支撐。規制經濟學的價值基礎是效率，在食品安全規制中，即便實現了效率價值，也無法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對公民的生命健康權的保障無濟于事。而行政法產生的基礎是“主權在民”和“分權制衡”，按照代議制理論，行政權力來源于公民的授權，其運行的價值基礎是人權保障。在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中，食品的安全性就是基于人權保障這一價值而產生的先進理念。
安全作為一種價值觀，歷來都受到人們的重視。對于安全價值的重要性，英國功利主義法學派邊沁認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會幸福，就必須努力達到四個目標，即保證公民的生計、富裕、平等和安全。③邊沁所說的安全包含著身體、名譽、財產、職業不受內亂外患的侵擾。博登海默對安全也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追求安全的欲望促使人類去尋求公共保護，以抵制對一個人的生命、肢體、名譽和財產所作的非法侵犯。”④這里，博登海默把安全的內涵界定為使一個人的生命、肢體、名譽和財產免受非法侵犯。那么，安全價值的含義是什么呢？我國學者卓澤淵認為：“安全價值是指，能直接確認和保護人們的生命、財產、自由等，保證人們的安全，滿足人們的安全需要。”⑤“作為人類最基本的人權，生命健康權的保障是安全價值的最核心的內涵”，⑥樹立科學的食品安全激勵規制理念就是把生命健康權的保障作為基本原則，貫穿于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的始終。顯然，以行政權力為主導的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通過具體行政行為的運行，促進規制主體、食品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依法行使權利、承擔義務，必能將體現于行政法中的食品安全理念變為現實。 轉貼于
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程序的開放性。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作出行政行為所應遵循的方式、步驟、順序和期間的總和。規制經濟學理論不研究程序問題，對于所提出的激勵性規制的特許權投標制度、區域間比較競爭、價格上限規制和社會契約等制度，也并未探討其實施程序。而行政法可稱為程序法，尤其在英美法系國家，程序被稱為“看得見的正義”，人們普遍堅信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以實現。行政法基本等同于行政程序法，如美國最為重要的行政法就是1946年頒布的《聯邦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具有規范和制約行政權合法行使、保障相對人的人格尊嚴、促進行政權合理行使、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自從規制運動產生以來，規制程序體現了相對民主參與原則，就“監管權力運行的程序而言，也從單向式的監管程序發展為開放式的、互動的公眾參與機制。”⑦在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中，無論是對食品生產經營者還是消費者的激勵，均是通過開放性程序實施，表現為以下幾種公眾參與程序。
首先是公眾立法參與程序。《食品安全法》第十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有權對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是憲法中公民參政議政權的具體體現，只是原則性太強，操作性不足。有關食品安全監管的立法，是個廣義的概念，既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也包括行政法規、部委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范圍相當廣泛。不管什么主體立法，在頒布以前都應當通過網上問卷、開立法聽證會、發調查問卷等方式大量聽取公眾的意見。尤其是涉及到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問題，更應當滿足大多數公眾的要求。
其次是公眾協助執法程序。食品安全監管工作關系到社會大眾的生命健康權保障，也關系到公共衛生安全的維護，監管機構和公眾對此都有共同的利益，這算是行政監管工作中最得民心的項目。為此，我們應當打造公眾協助執法機制。比如，建立簡便易行的食品安全監管舉報制度，第一時間把有關安全監管信息傳達給監管部門，讓違法食品廠商無處可逃，將監管權力覆蓋到整個食品鏈條中。
第三是社會團體參與程序。現階段對于成立社會團體的程序要求過于嚴格，明顯具有計劃經濟的痕跡。比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九條規定，申請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由發起人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籌備。但是實踐中很多社會團體無法確立業務主管單位，即便有業務主管單位也難以得到審查同意。因此，應簡化設立社會團體的程序。同時，通過立法授予社會團體食品安全監管職權，如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和食品安全的檢測、風險評估、信用評估、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權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食品安全激勵性規制程序的開放性。（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法學院）注釋。
①植草益：《微觀規制經濟學》，朱紹文，胡欣欣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第151～153頁。
②羅豪才，宋功德：“現代行政法學與制約、激勵機制”，《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第86頁。
③邊沁：《政府片論》，沈叔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04頁。
一、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基本內容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M?P?Todaro）在對發展中國家的考察研究中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數量和城市失業率是同步增長的，于是他從這一矛盾現象出發創立了自己的人口流動模型，他認為，城市中失業率的存在的事實，使得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決定因素是城鄉經濟結構差異以及遷移者對遷移成本和效益的權衡，其遷移的動力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城鄉實際的收入水平的差異，另一個是城市的就業概率，且后一個因素起著關鍵作用。他把農業人口遷入城市獲得就業的可能性與城鄉動態供需因素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了人口流動模型。他的人口流動模型分為兩部分，一是總量人口流動模型，一是個人遷移的決策模型。
1.總量的人口流動模型
用數學的語言來表達就是： ，
，，
式中 代表第期農業勞動力流動的規模，表示城鄉預期的收入差， 表示勞動力遷移規模是預期收入差的增函數， 為城市中獲得工作的概率，是城市工資的實際水平。 是農業部門的實際收入，表示現代部門總就業人數， 表示現代部門在某一時期創造工作的機會，表示城市地區總勞動力規模，表示城市失業人數。這就是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總量人口流動模型。
2.個人遷移的決策模型
對于農村人口中個人做出遷移決策的情況，托達羅認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遷移的決策取決于由未來某期前就業概率的累加值決定的凈收入貼現值 ， 即，
。表示貼現率，表示現代部門的實際收入， 表示遷移成本， 是期前遷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與不同，指的是某一時期遷移者被雇用的概率，他們的關系可以用以下四個式子來表示：①，即一個遷移者第一個時期獲得工作的概率等于這個時期被現代部門選用的概率。
② ，這表示第二個時期獲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個時期被現代部門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個時期被雇用的概率與第一個時期未被選雇的概率的乘積。③，依此類推可以得出第四個式子即 時期與的關系。④。 從以上就業概率公式可以看出，假設實際收入 與 不變，那么一個遷移者在城里待的時間越長，他獲得工作的概率就越大，從而它的預期收入就越高。這就說明一個事實：農村一些青少年雖然知道進城后不會很快在現代部門找到工作，但也愿意流入城市甘當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因為他們預計在城里待長一點時間會找到工作的，因此從長期來看，城市預期收入還是比農村預期收入要高的。
根據托達羅的觀點，城鄉人口流動規模是城鄉收入貼現值的函數，即：， ，若 ，遷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凈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遷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從城市倒流到鄉村，于是城市凈流入人口就不會增加，甚至減少。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托達羅認為，當前發展中國家城市移民人數猛增，原因主要在于城鄉收入差異擴大。
托達羅還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結構和機制進行了分析，最終綜合得出結論，他指出"或許這種模式體現出來的最重要的政策含義是，如果不全力以赴為改善鄉村生活做出努力，而想大大縮小城鄉傳統部門的規模，都是十分困難的。""只要城鄉實際收入的差距繼續增大的速度足以抵消職位創造率的持續增長，那么，即使成功的尋求現代部門職位的較低概率能夠具有長期穩定作用，而較高的持久收入的引誘，也會繼續吸引鄉村移民長期進入日益擁擠的城市貧民窟。對于這種潛在的不斷增長的城市失業大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后果是不應等閑視之的。" [1]
二、劉易斯的人口流動理論的基本內容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發表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向城鎮工業部門流動的兩部門人口流動模型。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極低的非資本主義部門，以農業部門或農村部門為代表；另一個是以現代方法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相對較高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部門為代表。劉易斯認為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又需要農業部門提供豐富的廉價勞動力。由于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部門是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的基礎上的，農業的生產技術簡單，發展緩慢，且農業人口持續增長，導致勞動力嚴重過剩，長期處于不充分就業狀態，這樣一部分農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為負。而現代的工業部門，生產的基礎是再生性的生產資料，不斷的資本投入和科技發展，使工業部門的生產力發展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勞動力就業的邊際生產率是可以不斷提高的，人們的收入也是可以不斷提高的。因此不同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引致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從農村農業部門流入城市工業部門，而城市工業部門從高勞動生產率和流入勞動力的低工資支付中獲得巨額的超額利潤，不斷擴大工業部門生產規模以吸引農業部門的富余勞動力，直到吸收完畢，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等。這時，工業部門要想雇用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資水平與農業競爭，農業部門就會向工業部門一樣逐漸實現了現代化，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了一元經濟。
劉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轉移過程也即是工業部門的不斷擴張過程，他強調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結構差異，把經濟增長過程與工業化過程以及人口流動過程緊密結合在一起分析，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為發展經濟學家研究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思路，即結構主義思路。另外他把工業化和城市化密切的結合在一起，把工業化、資本積累與人口流動有機相結合，典型地反映了第一個階段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特點。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①它暗含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例是始終不變的。②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存在無限的勞動供給也是不符合事實的。③該模型只強調以工業部門的擴張來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而忽視了靠農業自身發展來吸納剩余勞動力。④假定農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業也是不現實的。⑤該模型把城市工業部門的不變工資作為分析基礎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1.失業人員增加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失業率居高不下。目前金融風暴使得中國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中國可能達到1.134億的失業人口，據此數據可以計算真實的失業率是14.2%。從官方統計的數字來說，2008年以來中國南方已經有67萬家工廠倒閉，因此提前返鄉的農民工有670萬。這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無疑是一個大的阻力。
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軍數量龐大。中國2008年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是560萬，約7成400萬成了"待就業者"。2009年的畢業生630萬，二者相加在一起1030萬人。同時還有直接從中學校園走入就業市場的青年們，新軍數量之大不容小視。
同時，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有1.7億之多，而且隨著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會有所增加，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城市就業形勢嚴峻。
2.剩余勞動力本身的素質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轉移就業的可能性
衡量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的指標主要有文盲率、各種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從總體上看，2004年我國人口文盲率高達6.72%，遠高于發達國家2%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則是11年，美國13.4年，英國14年，法國13年，說明我國離人口資源強國的距離還相當大。
抽樣調查顯示，2001年當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當年轉移總量的比重為23.6%，比上年上升4.7個百分點；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為62.9%,下降2.2個百分點；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的比重為10.2%,下降1.1個百分點；大專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為0.7%，經過專業培訓的勞動力比重為12.7%，下降12.4個百分點。如此文化程度與水平，要在日益科技化、機械化、工業化、現代化的城市謀取一個職位，勢必會遇到困難。雖然目前勞動力整體水平在提高，但還未趕上城市工業科技化進程所需要的勞動力素質水平。
3.鄉鎮企業近來發展速度減緩，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
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發展迅猛,給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給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就業人員平均每年增加552萬人。"七五"時期，平均每年增加596萬人；"八五"時期，平均每年增加688萬人；而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鄉鎮企業受到劇烈沖擊，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吸納勞動力能力在下降，1990～1998年鄉鎮企業年均吸納就業僅409萬人，1996年到1998年全國鄉鎮企業職工人數分別為1.3508億、1.305億和1.283億，連續三年下降。其中全國集體企業1998年共安置就業職工2.4829億，比上年減少498萬，同比下降9.35個百分點。
4.靠城鎮化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任重而道遠
截止2008年末我國城市化率達到45.7%，雖然發展速度很快，但與發達國家75%的水平相比差距較大。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現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因此，現實已經表明靠城市化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存在廣大的空間。但是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還存在諸多的因素制約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比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同時，影響了城市化的進程。
5.入世對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格局將造成較大沖擊
加入WTO，按照WTO的協議，農產品進口關稅削減，這必將導致國外質優價廉的農產品進入我國市場，將對我國農產品市場造成強大沖擊，面對這一形勢，農業必將提高產品科技含量且降低成本，以增強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而這可能導致一部分只從事種植業的農民收入下降，因而更加劇了其向往城市向城市流動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城市產業面臨的沖擊，將偏向吸納技術人員，這對于技術層次較低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將造成威脅。
四、人口流動模型的啟示
劉易斯人口流動理論強調靠工業擴張來吸納剩余勞動力，忽視了通過農業本身的發展來吸納勞動力這一方面。與劉易斯的人口流動模型相比，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更接近我國現實，托達羅認為，發展中國家僅靠工業擴張是不可能完全解決其剩余勞動力問題的，且指出剩余勞動力由農村流入城鎮的動力主要是城鄉預期收入差異。據有關部門統計，2004年我國農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鎮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針對我國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時現存約1.7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城鄉收入的極大差異導致勞動力由農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計劃經濟、戶籍制度的結果--城鄉分割使得農村人口膨脹過速、勞動力絕對剩余、資源相對減少，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受到限制。根據我國的實踐經驗，應靈活掌握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含義，多渠道、多形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靠發展農村經濟就地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與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相結合的途徑應為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最佳途徑。
托達羅主張強調靠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就地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這只是針對劉易斯的只強調擴張工業部門規模來吸納剩余勞動力來說的，并不是說只能靠發展農業與農村這一條路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針對不同的現實、不同的國情，要具體靈活地運用理論模型，不能一味遵從理論，要理論聯系實際，靈活運用才是上策。針對我國目前情況，要取消硬性的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代之以合理的疏導、管理；要加大扶持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力度，加快農村城鎮化步伐，使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進城"，提高農民收入。
五、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建議
以勞動力就地轉移與向外流動為向導，發展農業、農村經濟與促進勞動力向城鎮合理有序地流動相結合，促進勞動力轉移，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
1.抓住農業結構調整機遇，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
加入WTO國內農產品市場面臨國外質優價廉的農產品的沖擊，優化農業結構，提高農產品的品質，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任務。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充分利用這次退耕還林、還草等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拓寬農業生產新領域，通過農業綜合開發，向其深度和廣度進軍。目前中低產農田占現有耕地的2/3，綜合開發潛力非常大，應借助農業稅費改革帶來的農民積極性提高的契機，大力發展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大量的勞動就業機會。
2.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渠道
第三產業包括第一、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產業，具有高勞動密集度、勞動力和資本進入相對容易等特點。眾多的行業能容納大量的勞動力，是勞動力的"蓄水池"。據國家統計局測算第三產業增加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平均增加就業崗位達85萬個。依靠第三產業解決就業問題是世界各國的通用選擇。目前在我國農村，除了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郵電通信業以及金融保險業發展相對較高以外，其他如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等行業較低，而計算機服務業、居民服務業、咨詢業、信息業、旅游業等在農村幾乎是空白，第三產業在農村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當前應大力發展適應農村市場需求的第三產業的相關行業，擴大就業空間，為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繁榮農村經濟。
3.推進農村工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發展進程
所謂農村工業有一個說法就是：在農村范圍內的工業就叫著農村工業，雖然這個說法有點牽強，但筆者個人認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農村工業的區域特點，這樣它也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提供了方便：能夠就近選擇。從形式主體上來說，農村工業主要指的就是鄉鎮企業。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吸納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是近年來，鄉鎮企業發展疲軟，吸納勞動力能力也在下降，因此應發展鄉鎮企業，提高對其資金上政策上的支持力度，從政策上給予其發展的空間，資金上給予其融資的方便，進一步加快其發展速度，提高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
4.努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素質
農村剩余勞動力普遍素質偏低，不論是就地轉移就業還是進城謀職都會影響其就業的可能性。目前，城市中失業人員大量存在，與城市中的大量失業人員相比，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存在優勢。隨著農村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科技含量也在提高，相應地就要求農業勞動力的知識水平、整體素質都要提高。因此，國家應增加對農村的教育投資，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順利轉移。
5.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我國現行戶籍制度形成于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它將全國人口分為農業與非農業人口兩大類，對農業戶口轉為城市戶口及戶口遷移作了嚴格的限制，以后又形成了諸多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從歷史發展來看，它曾一度使老實純樸的農民無私奉獻，為國家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改革開放進程的進一步推進，農業生產現代化程度提高，農業科技水平上升都使農村勞動力剩余。此時，戶籍制度不僅限制城鄉之間、城市之間人口的自由流動，而且更限制約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限制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當前應放開戶籍制度的硬性約束，代之以合理的管理與疏導，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有序地、有目的地進行轉移。
參考文獻：
[1]托達羅（Micheal P?Todaro）.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遷移模式和城市失業問題[M]//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韓令國．再駁房價上漲謠言 [EB/OL] ..
